原来的三年任期确实对一个村干部来讲太短了，刚准备布局、实施，然后就马上结束了。我想这个改动非常重要，这样刚好跟中国共产党各级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每一届年限是一致的。咱们现在每五年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那么村支部书记任期也五年一届，刚好上下一致。我们现在农村的村干部采取三个“一肩挑”，首先选为村支部书记，然后再通过民主程序，让他再兼村主任，还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理事长，这三个“一肩挑”，任期都从原来的3年到5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调整，也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现在农村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开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那么乡村振兴核心点是落在村里面，这样，村干部的能力、素质以及任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现在的五年任期，刚好有一轮，跟我们国家的五年计划，各级政府的任期，和党的代表大会都是五年，我想这样一个调整应该是特别好。

      能干事很重要，干好事更重要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了100亿元的资金，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支持夏收和夏种的生产，以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成本的增加，是保证农民收入的有效的措施。也是落实不让种粮农民吃亏的具体的体现。为了提升补贴的精准性，继续采用了“一卡通”的方式来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达真正的种粮生产者的手中。这样的措施对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一些农业企业他们种粮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建立在彼此的承诺之上：生产者生产和供应健康安全的农产品，消费者以实际购买行动支持生产者，甚至与生产者共同承担潜在的风险，共享收益。

        尽管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两个CSA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所有CSA都遵循5个共同原则：一是健康生产，即适应季节和自然节奏的，尊重环境、人体健康和文化传统的农业生产；二是承诺，即以合作关系为基础，通常由各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单独签订协议（手写或口头），双方约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互相提供所需；三是团结互助，即消费者为生产者支付足够公平的农产品价格，甚至与生产者共担健康生产的风险，共享收益；四是本地化，即本地生产、本地消费；五是直销，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联系，没有中间商。

        这些原则使得CSA在疫情期间展现出了主流食物产销体系所没有的韧性和灵活性。首先，CSA倡导健康生产，切实地保障了疫情期间安全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其次，CSA基于团结互助的稳定产销关系，使消费者不必担心农产品供应紧缺或价格大幅上涨问题，而生产者也不用去考虑农产品的销路。再次，CSA的产销本地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防控带来的农产品跨区域流通受阻风险。最后，CSA的直销方式省去了中间环节，减少流通参与主体的接触，有利于疫情防控；同时，免除了中间商层层的运销成本，使生产者能得到更高的、更公平的收益。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最多 有助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最早参与并响应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国家之一，我国本身地域辽阔，在全国不同的农业生产作业中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多种类型的农业生产系统，我国目前有18处农业生产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对我国保护和传承传统农耕文明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我国生态类系统资源在全球的代表性和突出性给予高度的重视。

实际上，我国申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项目，更多的从我们传承农耕文明、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推动我们全国范围内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这也对于我们农业农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调查发现，目前大众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并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积极参加申报，一方面是对当地的资源保护找到一个更合理有效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能够推动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从当地农民的角度出发，他们要实现“单纯的农业生产者”和“文化遗产保护者”双重身份的转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对当地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要的契机，但与此同时，他们所需要承担的保护的责任也更重了。

目前，虽然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位居首位，但是与位居次位的日本相比，我们对农业遗产的评估和认定的工作有所差距，从遗产的保护角度出发，未来我们要更加科学合理的有经济量化的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评估，让公众从更高的维度来认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这份文件，在农民主体性方面有以下几点很突出：

第一，在投入制度上，强调政府的投资责任。中央财政继续通过现有渠道支持乡村建设，中央财政的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的支出都要把重点放到乡村建设上。同时，放弃了对农村进行投入的回报性要求，强调财政支出的普惠性，强调乡村建设就是要让农民过好日子、改善生活。

第二，从本体论方面，强调是为了生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物质生产放到第一位。如果说物质财富的生产还要受产业链的某些内在规律的约束，难以更充分地体现农民主体性。那么在改善生活方面，就可以有更多的个性化和主体性的表达。更进一步，美好的农村生活本身就是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因为生活是在农村美丽的空间当中进行的，这就是在落实两山思想。在新型城乡融合的图景下，农民生活即生计，农民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地域特色，天人合一地生活，本身就对市民有一种美的感召力，这也是农村文化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文件强调要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比如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文件充分考虑了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提出采取固定设施流动服务的方式，提高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在金融服务方面，克服一般信贷条件下，农村资金需求和金融机构供给之间难以对接的矛盾，探索银行、保险、担保、基金、企业多方主体的合作模式，拓宽乡村建设的融资渠道。小型项目简易审批，以工代赈项目可以不进行招标，这就省去了招标等中间环节的一大笔费用，那么这些费用节省下来投资到农村就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四，文件强调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这就产生了改善乡村治理的制度变迁需求。在建的时候政府要承担投资责任，在用的时候首先要确权到村，并且是确权给村集体，而不是分散的村民，这样才能克服和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使村集体对村民具有约束力，那就在制度上考虑对村集体配置一些经营性资产，使得集体能够有经营性收入。那么在这些收入对村民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可以把积分制等改善治理的手段结合起来，使得它对村民对基础设施的维护或损坏行为的奖惩能够结合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