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时期。针对这一新形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日连续两天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建议，提出“走小步不停步，不断完善诊断、检测、收治、隔离等措施，加强全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免疫接种，加快治疗药物和医疗资源准备”。

多方数据已表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重症率、死亡率逐步走低，但随着防疫措施持续优化，叠加冬春季疫情高发，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将面临更大疫情风险。如果医疗救治体系无法有效承接，就可能将加重患者病情，甚至也可能发生“医疗挤兑”。

对此，早在11月11日，国务院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就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同时特别强调要满足重症高风险和老年患者的治疗需求。

在此基础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司也于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重症医疗资源有关数据调查工作的函》，要求调查各辖区内除部队医院以外的全部二级以上医院，开放床位数、ICU（重症监护室）床位数、ICU医护人员数、重症抢救设备数等信息，旨在“全面准确了解我国重症医疗资源分布现状，掌握重症救治能力”。

当此之时，全面摸清我国ICU资源底数，并通过人才建设、床位布局、医疗管理、医改政策等机制，加强重症救治能力，显得迫在眉睫。

基层医院重症监护面临较大压力

实际上，为应对防疫政策调整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各地已经在积极完善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如广州方面就披露，“全市现有定点、亚定点、方舱医院可用于收治感染者病床数近9万张，及2000张以上的ICU重症床位的应急储备”。

然而，不是我国每个地方都能达到广州的标准，在一些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或广大农村地区，尽管也已经过三年疫情考验，但在应对疫情的软硬件设施，尤其是ICU资源上仍存在诸多短板。

据我从西部某大型城市了解到，在该市脱贫不久的一个山区县，当地的县人民医院ICU科室只有16张ICU床位，即便防疫措施还没有优化，平时的旅游旺季和逢年过节，床位也处于“紧平衡”状态。而当地也招聘不到优秀青年医生，很多医生都是乡镇卫生院向上流动的“半路出家”医生，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太好的医生。

据该院ICU科室人员反映，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把全院所有科室的呼吸机汇聚过来，甚至把120的转院呼吸机拿过来用。院领导还要向隔壁医院借呼吸机，结果白天借过来，晚上就要还回去。既然本院兜不住，要想把危重症患者上转到市区的三级医院，从沟通到派车再到送达，需要花费四五个小时，许多病人可能在路途中出现生命危险。

缺床位、缺设备、缺人才，是基层医院ICU的现状，新冠疫情暴发三年来，决定危重症期到死亡之前“最后一道门”的ICU重症医学建设，任重道远。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披露，我国重症医疗床位数与发达国家之间有不少差距。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则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ICU床位要达到床位总数的10%。

行业内有个说法，一张ICU病床仅设备配置就高达100万元，被称为“人生中最贵的一张床”。而这还是重症医学能力建设中最容易实现的，国家、地方可以让公共卫生应急改造专项资金向重症医学倾斜，更复杂的是相关设备和人才。

在设备引进方面，近年来，随着各级医院开展“降本增效”，不赚钱、花大钱的ICU科室可能会在有的地方被当作累赘，而不是为其投入更多资源。甚至，在有的县医院，ICU科室新购入一台呼吸机，也需要用后续几年的科室绩效指标，来对新设备进行“折旧抵扣”。

同时，一些基层医院的ICU医生，平常也很难有机会参与岗位培训，或者到大医院轮转带教，往往被抽调去参与核酸采样、管理方舱医院等工作。如此，专科医疗资源就不可避免地被错配和浪费。

这也是全面准确了解我国重症医疗资源分布现状、掌握重症救治能力，需要首先了解与掌握的基本现实。

重症监护建设也需立足长远视角

而今，随着防疫需要，ICU重症医学建设势必会被提上政策日程，这对于应对疫情新形势有着重要的兜底性作用，但在建设过程中，也需要有立足于综合医改的长远视角。

在人才建设方面，医学界有一句话：一个ICU医生等于半个麻醉师、半个内科医生、半个外科医生、半个急诊医生，对医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极高。

在紧急抢救情况下，一旦诊断标准存在争议，或者临床关键操作没有明确的操作标准、指导建议，往往就需要医生相机抉择，并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地方政府要重视ICU医生建设，鼓励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之间组建“ICU医联体”，通过无接触的远程医学系统，开展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视频带教，提高基层医生操作复杂设备、处置疑难病例的能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生自动生成患者的“生存值”评分并减少手工录入、计算工作量。

最重要的是，要让医生薪酬绩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向ICU科室倾斜，让ICU科室从“苦差事”成为“香饽饽”，吸引更多的优质人才，打造更多未来骨干。

在床位布局方面，有业内人士反映，目前，所有媒体报道反映的ICU床位数并不准确，其中没有包含专科ICU，如心脏病（CCU）、外科（SICU）、儿科（PICU）、神经科（NCCU）、新生儿（NICU）、急诊（E-ICU）等。

因此，国家卫健委近日专门发文要求摸清ICU底数，就很有必要，这样就能避免盲目扩建ICU床位。

针对一些大中型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县城基层医院的ICU空置率高，而大型三甲医院的ICU又“一床难求”，可以探索出台ICU分级诊疗的临床规范，推动轻症患者ICU在基层医院解决。如此，既能提高床位周转率等医院运营效率，又能避免重复建设带来财政资金浪费、医院亏损压力。

在医院管理方面，正如多位临床专家所呼吁的，医院一定不能向ICU科室违规下达创收任务，或者将其视为要甩包袱的“亏损科室”，而是要将其视为像急诊科、大内科那样的“平台科室”，更多起到导流患者、树立口碑的功能，从而为ICU基于公共卫生需求的超常规发展松绑。

对于ICU科室按照国家相关政策配备的设备，地方要放开限制，在保障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鼓励设备厂商同医院签订“分期付款”“以租代售”“免费产品、付费服务”等创新服务协议。这样既能缓解医院的资金压力，也避免让科室人员个人直接或变相承担设备的购置成本。

最后，还要解决好生命“最后一公里”的过度医疗问题。如一些经济条件允许、观念过于传统的家庭，往往将大脑出现不可逆损伤、长期瘫痪甚至昏迷病人长期滞留在ICU病房，占用了本该用于严重急性可逆病情的患者床位。

医院虽然因此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却也惹来巨大的伦理争议，尤其是在当前情况下，挤占了新冠、流感等其他重症患者的ICU资源。

在此方面，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长期加强监护医院（LTACH）收治上述重症慢病患者，为ICU床位分流减压。但我国对这一类新型医疗机构的收治标准尚不明确，社会接受程度不高，医保报销政策不配套，仍需打通政策瓶颈。

说到底，加强重症医学能力建设，既是为当下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设置“保险栓”，也是中长期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攀登医学科学“高地”的需要。尤其是，我国即将进入人口深度老龄化时期，重大传染病、慢性病的防控也迎来日益增大的压力，重症医学能力及时“补短板”，才能更好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创造更多“起死回生”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