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台阶而上，一个转角后，高十五米、宽二十五米的一整龛造像便意外地撞入眼帘。造像从下至上逐级外挑，至第三层壁面倾斜已达四十五度，置身其下，仿佛被诸天神佛俯视，恢宏磅礴之势袭来，呼与吸俱息，继而忍不住“哇”地一声发出喟叹——这就是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的《柳本尊正觉像》了。以此为始，一个长达五百米的佛教石窟造像群依山势舒展开来，铺陈出大足宝顶山石刻艺术的精华。

“三千诸佛云中现，玲珑楼阁凿岩开。”当北方宗教石窟随着盛唐衰落而谢幕，皇家主导的大规模石窟在中原成绝响，川渝一带却因富裕平和成为石刻艺术新的乐土。1300多年前，大足的山林崖壁间，刻刀铿锵之声渐起，在唐风宋雨文化滋养下，大足石刻成就日益显现，境内摩崖造像星罗棋布，有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1999年，大足石刻作为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以宝顶、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这五山的石刻最具代表性，五山中，又以宝顶最为著称。宝顶意为“金刚顶”，意为能为众生开启佛智，化魔成佛的金刚不坏之宝地。这里的摩岩造像为南宋高僧赵智凤以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为宗旨，呕心沥血七十余年营建而成。整个道场造像近万尊，全部造像图文并茂，前后内容相连，教义体系完备，无一龛重复，石刻艺术的精美绝伦与佛教的博大精深融于一体，让这里不仅是石窟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我国佛教圣地之一，故亦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说。

在宝顶山，佛与景并不是简单地堆砌，而是有机地融合。群像也好，独佛也罢，总是行云流水地融合在山势中，高低起伏，似自然造就，因连贯的整体而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给身处其中的游人以强烈感官刺激。匠人们非常巧妙地融入了力学、光学、透视学等科学原理，充分利用岩石、水源等自然条件，因地、因材而施艺。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技艺，使这些珍贵的宗教文化遗产，虽然历经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创伤和自然风化，却仍然闪烁着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光辉。

在宝顶山南崖88平方米的石岩上，一龛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让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观音造像只要有十只手，便可称“千手观音”，但此处的千手观音是名副其实的“千手”。只见造像采用纵横交错，上下重叠，反侧相承，深涉错落的布局，从崖壁上雕出了1007只栩栩如生的手。一手一态，千手千姿，犹如孔雀开屏，蔚为壮观，充分阐释了石刻艺术的极致之美。

千手观音的成功修复是当代石窟文物保护成功案例之一。据悉，全国共有15家单位、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修复，历经7年多努力修复而成，该工程也开创了中国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

山路蜿蜒，林泉潺潺，牧人驯牛徐行，或挥鞭赶牛，或冒雨登山，或吹笛击拍，牛儿从翘尾狂奔到跪地饮水、自舔其蹄，一幅极具田园风趣的山中牧牛图跃然于岩上。整龛造像取材于现实生活，匠人们借牧人驯牛的历程，以牛比心，以牧人喻修行者，来表现佛门弟子“调伏心意”的禅观修证过程。通俗浅显禅宗教义的同时，也用世俗化的表达把游客带入诗情画意的民间生活中。

的确，世俗化是大足石刻的一大特征。在宝顶山诸多造像中，不乏有描绘初唐至明清时期生活场景的石刻，《报父母恩重经变相》就是佛教弘孝于梵业，宣扬儒家孝道思想，歌颂父母养育之恩的典范之作。古代匠人以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艰辛过程为主题，极为形象地雕刻了“投佛祈求嗣息”“怀胎守护恩”等十组逼真的画面，把家庭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各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再现了人间的世俗生活。

在大足，生活场景和孝道文化成为石刻取材来源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与佛像供养人多是当地官员与百姓为主有关。这些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石刻，蕴含“慈、善、孝、义、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上深刻体现出我国晚期佛教造像“神的人化”的特征及趋势，也极具现实警示意义。这些被永远刻录在崖壁间的世俗生活百态，何尝不是一种历史记忆传承？

精美的石刻会说话，它们诉说着大足的过去，也展示着大足的未来……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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