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如今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4130亿斤，首次突破1.4万亿斤。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烽火年代那些为守粮做出贡献的前辈。丰收来之不易，历史必须铭记。他们的名字，山河永念，每个中国人都应铭记！

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丁颖。图源：南方杂志社

如果说起我国的杂交水稻，人们多会想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其实，1930年前后，一位比袁隆平年长42岁的岭南科学家就已开始进行杂交水稻试验，这位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就是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丁颖。

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

1924年，一艘巨轮从日本东京湾缓缓驶向中国的海岸线，36岁的丁颖倚着栏杆，望着祖国的方向陷入沉思。不久前，他刚从日本最高学府完成学业。

留学期间，祖国山河动荡，丁颖无暇欣赏富士山的雪景和飞舞的樱花。他在回忆录中提及：时常想起祖国的哀鸿遍野、人民的啼饥号寒，便把自己深深埋进书堆、钉在实验室，苦学潜修，盼着早日学成归国。

1924年，丁颖回国后进入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现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边教书边开展试验。

图源：新华社

1926年，丁颖在学校附近犀牛路尾的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他将这株野稻种子命名为“犀牛尾”。经过8年反复筛选，育成“中山一号”，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该尝试很大程度缓解了当时的粮食荒年，更加坚定了丁颖培育杂交水稻的信心和决心，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

1936年，他再接再厉，再攀高峰，选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轰动了东亚稻作学界。于是，他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从中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广泛推广应用，对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品质发挥了极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丁颖培育的“千粒穗”标本（华南农业博物馆藏）

后来，丁颖不断尝试更适合国民的新稻种，用系统育成品种与印度野生稻杂交，又在早熟、矮秆和比较大穗的品种间进行杂交育种。在此基础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后辈水稻育种人致力于“中山一号”及其衍生品种研究，已发展出至少8辈95个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12369万亩以上。

为了抢救稻种

他差一点赶不上战火中的撤离船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即将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为了师生的安全，决定西迁云南澄江。

在撤离的前一天晚上，丁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收拾行李，而是前往稻作试验总场，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将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又把500多个品系的甘薯苗捆扎打包。

在珠江河畔的几只帆船上，挤满了逃难的师生和家属。起航时间到了，可迟迟未见丁颖的身影，几十双眼睛焦灼地搜索着珠江长堤的路，一时间空气仿佛要凝固了。

“来了！来了！”只见瘦小的丁颖和助手扛着几大捆番薯苗和稻种奔了过来。看着大家不解的眼光，丁颖擦着额头上的汗对船家说：“大佬，对不住了！我知道炮声紧，但这些是良种薯苗和稻种，填饱肚皮要靠它呀！”

同事们打开他的“宝贝”，发现除了谷种还是谷种。面对大家惊愕的目光，丁颖说:“我就是‘谷种佬’啊，谷种当然比我的命还重要。”

丁颖（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丁颖最终乘上最后一班船撤退，在前往云南途中，他还亲自安排在罗定县（现广东省罗定市）种下甘薯苗，在信宜县（现广东省信宜市）种下水稻品种。

刚到云南澄江安定下来，丁颖就急忙了解当地农民的实践经验，并据此写成《澄江稻作法之考察》。

1940年8月，在代理校长许崇清带领下，中山大学迁至粤北重镇乐昌县（现广东省乐昌市）坪石镇办学。由于战争时期的安全需要，回迁的中山大学分散在坪石镇和周边各地，农学院则被安排在湖南宜章县栗源堡。

1945年1月，日军突然侵入宜章县栗源堡，学校仓促通告师生，紧急疏迁。危急关头，丁颖想到的还是资料和稻种的安全。在离开前，他把带不走的资料分散藏到农民家中，并赶到品种繁育场转移水稻品种。

图源：走进荔史

即使在烽火硝烟的艰苦时期，丁颖也没有放弃水稻育种研究，为了百姓温饱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他这一生都在探寻着水稻品种的奥秘，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论文，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其研究成果成为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学界称之为“中国稻作学之父”；1955年，丁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并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上世纪50年代丁颖（右1）在稻田插秧；图源：南方杂志

据华农教授、著名水稻专家吴灼年回忆，1963年，丁颖老师仍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后来，他病情急剧恶化，就算“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才同意到北京医院治疗，后经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丁颖在生命弥留之际，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没有懒过。”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是丁颖常说的一句名言。他就像一位虔诚的稻田守护者，一生都穿梭在稻田与实验室之间，以一颗赤诚之心守护着珍贵的稻种。

向所有从战火时代走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