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北京阳光晴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之所以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因为它将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向有一个系统性描绘，会上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这一走向，不仅关乎中国，也会影响世界；不仅表现在国家宏观叙事上，也直接关系到亿万老百姓具体细微的生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会期4天，从10月20日到23日。

回顾历届四中全会，从召开时间上看，多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份。具体时间大多在9月份，十八大以来的三届都在10月份。

从主题来看，涉及经济发展、党内建设、人事调整等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主题，会议的主题和重要决定也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历届四中全会上，出台了许多对“三农”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在这会期等待时刻，先跟长虹卧波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届四中全会中的“三农”。

01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

看点：坚定决心，改革提速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之所以强调“正式”，是因为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拿出了这份《决定》的草案。经过9个月全国各地的讨论、试行，农村形势明显好转。

农业获得丰收，农副产品显著增长，城乡市场十分活跃，出现了多年来少见的购销两旺景象。

今天，我们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伟大历史转折”，但真正置身事内，这一转折来得并不容易。

三中全会后，也有人还在争论、观望、迟疑。各地政策落实的情况很不平衡，落实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一些地方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

四中全会吸收各方意见，总结经验，对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完善，传递改革的坚定决心。

农村改革由此提速。《决定》提出了25条政策措施，其中“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应予鼓励扶持”等，为日后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废除统购派购制度，埋下了伏笔。

会上总结的许多经验，“一定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首先要考虑农业的负担能力”等，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

02

1985年9月，十二届四中全会

看点：“七五”计划

上世纪80年代前半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时期之一：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经济改革拉开序幕。

然而到1984年底，出现“经济过热”迹象，工业增速过快，投资猛增，物价上涨。

通过制定“七五”计划，加强宏观调控、为改革创造稳定环境，成为十二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任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

每个五年规划（计划）面临的形势、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时而异，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和重要经验。

即将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将讨论研究“十五五”规划。

1985年制定“七五”计划时，正值新旧体制转轨的过渡期，我们还在为实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全力奋斗；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十四五”的丰硕成果上，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正是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计划），铺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长远眼光、战略定力，中国人民秉持的长期主义、实干精神，令世界瞩目。

03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

看点：执政能力建设，“两个趋向”判断

十六大首次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命题，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其作为中心议题。

过去讲党的建设，比如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就是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这几个方面，现在加了一个能力建设。

迈入新世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显得尤为紧迫。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这次全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农业农村农民，如何以“剪刀差”形式，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已无需赘述。80年代后期，伴随改革重心的转移，城市经济高歌猛进，“三农”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90年代至本世纪初，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工农矛盾与干群关系日益紧张。

“三农”问题的严峻性，直接反映到粮食生产上。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创造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连续5年下滑，到2003年锐减到仅有4.31亿吨。

反哺农业、支持农村，已经刻不容缓。

“两个趋向”的判断，为扶持“三农”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我们明确“三农”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是“重中之重”，确立“三农”的基本方略是“城乡统筹”，强化对“三农”的方针是“多予少取放活”。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时隔18年后再次回到“三农”领域，并一直锁定至今。

此后，全面取消农业税、建立农业补贴、推进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公共财政的阳光洒向农村教育、医疗、社保，“三农”发展迎来“黄金十年”。

04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

看点：依法治国，法治护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意味着，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18个年头之后，法治中国建设迈入整体推进的新阶段。

步入新时代，各领域的改革全面深化，需要处理好改革决策与法律制定之间的关系。群众对立法的期盼，也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这一进程中，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明显提速。

细数这些年出台的涉农法律，数量众多、覆盖广泛：

新制定出台的，有乡村振兴促进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黑土地保护法等；

修订或修正的，有种子法、畜牧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动物防疫法等等。

其中，既有乡村振兴促进法这样的综合性、基础性大法，也有粮食、土地、农产品等各个领域的专门法律法规，光种子法就修订了数次，足见新时代立法工作的高质量、精细化导向。

法治护农，振兴春风吹绿原野，九州迎来连年丰稔。

05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

看点：乡村治理转型

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绘制了“路线图”。

“共建共治共享”，这是我们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又一次升华，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步恢复乡（镇）建制，实行政社分开，推行村民自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维系了乡村社会有序运行。

但随着城镇化加速，农村变了样：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老人越来越多，产业结构也在调整，新行业、新业态涌现，利益关系更复杂……这时候，光靠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已经不太“灵”了。

十九大以来，我们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统一谋划，建立健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德治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治理”取代“管理”，一字之差，意思大不一样。不再是政府唱“独角戏”，村里的事农民自己商量着办，社会组织也参与进来，一起想办法；讲法治、讲德治，讲乡规民约、讲人情事理，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乡土社会。

这一治理转型效果明显。各地探索出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实在管用的办法，文明新风激荡希望的田野，乡村社会充满活力更加有序。

从农村改革到五年规划，从执政能力建设到依法治国——四中全会一次次在关键节点，推动中国稳步向前。

即将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将延续这一传统，为“十五五”规划落笔定调，续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对此，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