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货物贸易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稳外贸、扩内需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举措。

农业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农业领域内跨境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与各类涉农服务。我国目前农业服务贸易发展相对薄弱，2022年，我国农业服务贸易总额仅占全部服务贸易的1.6%，发展空间巨大。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明确要求“进一步深化农业对外合作，培育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将实施农业服务贸易促进行动列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发展面临多重机遇。一是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农业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速构建，为农业服务贸易走出国门奠定坚实基础。二是数字赋能与规则便利化带来新动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带动传统农业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同时，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文件中农业服务条款的落实，农业服务的跨境提供成本显著降低。三是全球市场需求旺盛。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因素加剧全球粮食安全挑战，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面临农业技术瓶颈、专业人员短缺等困境，对我国具有高性价比和高适用性的节水抗旱、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技术装备和不断发展的农业生物育种、精细化栽培、产品加工等技术需求强烈。例如，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已在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成功推广，农机自动导航系统、智能植保无人机等装备已成功输出至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农业服务贸易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与合作潜力。

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实力弱。农业服务企业规模小、分布散、附加值低、服务链条较短且多集中在产中环节，缺乏针对性系统性扶持政策，农业金融和保险服务对轻资产、高风险的服务贸易支持力度不够。二是核心技术与人才存在短板。高端农机传感器、农业核心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依赖进口，懂农业、通外语、熟规则的复合型人才短缺，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三是市场风险较高。贸易伙伴多集中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成本和风险居高不下，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增加了“走出去”的不确定性。四是国际竞争压力大。跨国巨头凭借技术、品牌和话语权优势，主导国际标准与规则，我国农业服务企业面临较高的市场准入壁垒与合规成本，政府和企业协同出海应对风险的能力还需加强。

要通过农业服务贸易发展助力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创新驱动原则，构建系统性的保障体系。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应构建有利于农业服务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降低和消除服务贸易壁垒，放宽农业服务业市场准入；深入研究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标准互认；对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给予保费补贴、认证费用等支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外籍人才引进便利化等政策，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二是强化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深化农业领域科技体制改革，集中力量突破智能农机、农业AI模型、生物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探索数字农业服务贸易，“AI+农业服务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建设国家级农业服务贸易数字化平台，降低交易成本，沉淀数据资产；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智慧农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实现中国技术、标准与服务的一体化输出，打造可复制的成功案例。三是培育市场主体与构建产业生态。制定龙头企业认定与扶持标准，打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农业服务集成商；支持有实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发挥示范作用，带动中小型专业化农业服务企业“抱团出海”；推动成立农业服务贸易联盟，汇聚企业、智库、金融机构之力，形成协同出海的整体优势。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与人才培养。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深化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服务贸易合作，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全球服务贸易网络，共享发展红利；鼓励高校设立农科、商科、信息学科交叉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支持中外智库开展联合研究，举办高端国际论坛，增强我国在农业服务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作者

周应恒

■ 江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黄宸宇

■ 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图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