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如何推进实现？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第66期农经观察以“学者进村：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路径探索”为主题，结合广东、湖南、新疆三省区蹲点调研中呈现的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建设的阶段性成效与现实难题，与会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乡村建设硬件、公共服务、人口与村庄布局、产业与资源利用、制度保障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

乡村建设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护

乡村建设硬件涵盖交通、水利、高标准农田、人居环境设施等，是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基础支撑。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结合实际开展行动，努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广东针对珠三角与粤西北发展不均衡问题，构建‘百千万工程’‘现代农业产业园’‘12221’畅通市场体系等‘三大抓手’，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全在广东调研发现，通过“三大抓手”广东在空间统筹、产业支撑、市场畅通方面推动了全省公路通达率100%、县区主城区5G网络覆盖、90%村庄达到了干净整洁标准等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进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慧在湖南益阳市赫山区调研发现，“五好两宜”和美乡村项目的“共建共治共享”等发动群众的做法也是推动乡村建设的好方法。“赫山区将泉交河、欧江岔两镇作为试点区域，将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培育文明乡风相结合，努力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截至2024年末，新增了7个市级以上美丽乡村，新建美丽屋场47个，美丽庭院4000余个。”刘慧说。

专家们普遍肯定近年来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效，但一致表示在长效管护方面仍有待加强。

“比如在农业小型水利设施等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赫山区存在管护经费不足、管护责任不明确等管护难点。”刘慧说。基层代表对此表示赞成。新疆玛纳斯县广东地乡小海子村党支部书记朱涛说：“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费用较高。”湖南省株洲市攸县丫江桥镇仙石村党支部书记罗正华表示：“希望设立基础设施管护专项资金，完善农村公交、污水处理体系等。”

针对调研和基层发现的问题，专家们提出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在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农村道路建设应从‘补短板’转向‘拉长板’，比如围绕乡村特色功能（如乡村旅游、农产品运输）优化路网，提升交通与产业的协同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赵明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表示，当前农村交通的核心痛点已从“有无”转向“适配”，建议国家财政延伸覆盖范围，以农村公路建设为例，建议推动“单改双”工程，解决自然村通路与道路拓宽问题，同时构建村际联通路网，减少交通堵点。

围绕乡村基础设施管护难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陈萌山则从政策层面分析认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建设的核心要做到“两个延伸”（城市教育、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两个建设”（乡村产业、人居环境建设）、“两个保障”（激活发展活力、提升治理水平）；解决制度性问题，参照城市模式，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编制保障、财政保障、制度保障”，避免政策落空。他提出“基础建设维护需明确责任和经费。”

公共服务：从“覆盖”到“优化”的差距与突破

公共服务是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核心维度之一，本次会议围绕教育、医疗、养老三大关键领域，结合调研数据与基层实践案例，深入剖析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根源，多位专家与基层工作者提出了差异化解决方案。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孙炜琳团队在新疆的调研发现，当前新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服务质量、服务标准仍存在较大城乡差距。义务教育阶段实现“零辍学”，行政村小学普遍撤并至乡镇或县城，通过校车保障学生通学需求。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县城，导致农村家庭被迫为教育迁徙到城市，加剧了“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村医疗已实现“双覆盖”——合作医疗参保率100%，村卫生室全覆盖，乡镇住院报销比例最高达90%，但医疗人才流失严重，面临“乡镇医院病人少-医生不愿留-服务能力差-农民更不愿去”的恶性循环。传统的“养儿防老”难以实现，乡村留守老人面临养老困境。“呼吁以城乡一体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破解乡村凋敝，根据产业、人口、区位的村庄分类，因地制宜，确定服务内容与标准。从使用者的视角推进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乡镇医生职业发展通道，解决医疗人才流失问题；发挥村集体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由村集体设置养老护理员岗位、发放补贴，吸纳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形成互助养老网络。”孙炜琳说。

研究者在调研中发现的乡村公共服务的问题引起了基层工作者的共鸣。“养老服务机制不健全，村内50余名老人需要养老助残，村集体负担较重。同时乡村医疗人才短缺。”小海子村党支部书记朱涛说。针对这些问题，基层也积极应对，探寻解决办法。“推行居家养老送餐服务，开展国学夏令营、村晚等活动，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罗正华介绍仙石村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相关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郑风田提出应优先保障基本教育公平，建议部分地方政府勿以“人口减少”为由缩减农村教育投入，即使农村学生数量少，仍需维持基本教育设施，通过“小班化教学”“在线课程补充”提升教学质量，而非简单撤并学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魏后凯则认为，目前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探索的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实现的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人员和资金不足的问题。

对此，赵明建议“因地制宜”配置医疗资源，“在新疆、青海等人口稀少地区保留乡镇卫生院核心功能，组建流动医疗团队定期进村开展体检、常见病诊疗，在中东部人口密度较高农村推动‘县乡医共体’建设，实现检查结果互认、专家下沉坐诊。”

陈萌山则强调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政策保障。“通过完善财政保障、人员编制保障、制度性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的难题。”陈萌山说。

养老领域的突出问题是供需错配。研究者在新疆的调研显示，农村养老已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部分村集体也探索出特色模式，如玛纳斯县郑家庄村通过村集体经济每年投入30万元运营“爱心食堂”，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餐饮与文娱服务。仙石村党支部书记罗正华则在村中推行“居家养老送餐服务”，配套国学夏令营、村晚等活动缓解外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但小海子村党支部书记朱涛反映“50余名老人需养老助残，村集体负担较重”。

针对这一矛盾，魏后凯指出农村养老呈现“短缺与过剩并存”现象——尽管90%的农村老人有居家养老意愿，但缺乏相应的专业服务，而政府投入建设的机构养老床位却大量闲置，建议将更多政府资源投向居家养老以补齐上门护理、康复辅助等服务短板。郑风田提出缩小“养老金鸿沟”。“当前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约170元/月，仅为城镇职工养老金的1/20。”郑风田建议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并建立与物价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缴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张合成认为，尽快完善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尊重乡村教育、医疗、养老及基础设施自身规律，确保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不要简单套用城镇发展与管理模式。此外，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玉斌指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五大核心维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产业发展、文化生活）并非孤立存在，应协同发展。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龙新村农村职业经理人莫丽贤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通过“强村公司+家庭农场”构建“种植+服务+文旅”全链条产业，以村集体增收反哺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为各领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基层样本。

规划村庄布局：适应变迁的优化路径

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已成普遍趋势，专家们围绕人口流动规律、村庄布局调整展开讨论，一致提出“尊重规律”与“主动引导”相结合的应对策略。

魏后凯坦言，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预计达71%-72%，2035年将超过74%，2050年接近80%，农村人口减少是长期必然趋势，但关键在于区分“自愿流动”与“被迫流动”，需警惕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缺失迫使农民被动进城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未来农村人口将逐步向重点镇、中心村集聚，村庄数量也会随之进一步减少，这一过程中需通过科学规划引导人口有序集中，统筹优化村镇布局，而非简单推行“合村并镇”。

张合成进一步补充，农村人口减少并非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结果，还存在一些“非规律性”因素，比如部分地区为追赶城镇化率采取的行政性措施、学校进城后倒逼农民进城陪孩子读书、就业政策导向下的劳动力单向进城等，这些非规律性因素加剧人口单向流动。因此他建议调整政策导向，建立“双向就业”机制，例如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税收减免、场地支持等优惠，通过政策引导平衡城乡人口流动。针对人口集聚的具体路径，郑风田建议通过“宅基地退出”“人地挂钩”等政策工具，引导农民向基础设施更完善的中心村集中，同时对闲置村庄资源进行盘活利用，比如将废弃村落改造为文旅民宿、仓储物流点等，在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为乡村创造新价值。

从村庄规划实操层面，赵明给出具体方案，他提出采用“片区化组团”模式，将地理位置相邻的多个村庄整合为一个片区，在片区内集中建设卫生院、中心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供各村共享，这样既能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又能保留原有村庄肌理与乡土风貌；同时他提出除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这种一次性调整乡村布局的政策措施外，还应该因地制宜，探索通过“宅基地自愿退出+渐进式集聚”的方式逐步调整村庄布局，减少项目实施难度。魏后凯进一步补充强调，“合村并镇”的大方向符合人口流动趋势，但必须坚持“好事办好”，核心是遵循“农民自愿、因地制宜”原则——在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可适度推动村庄集聚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而在山区、丘陵等生态敏感或文化特色突出的地区，则应保留特色村落，避免破坏乡村生态与文化根基；此外还需完善配套政策，比如为搬迁农民提供住房补贴、就业技能培训等支持，确保农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而要从根本上破解村庄空心化，产业支撑是关键——产业作为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的经济根基，直接关系到“留人”效果，因此会议也围绕土地资源盘活与产业升级展开讨论，明确“以产业留人”的核心逻辑。

陈萌山指出，村庄布局调整不能仅关注“居住集聚”，更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通过产业支撑吸引人口长期留存。

结合地方实践，胡志全以广东产业发展为例具体说明，广东台山鳗鱼产业园构建了“饲料-养殖-加工-出口”的全产业链体系，年加工能力新增4200吨，实现了农产品价值的大幅提升；增城荔枝产业园则通过农文旅融合模式，打造特色荔枝小镇，年吸引游客10余万人次，直接带动荔枝等农产品溢价30%。

来自基层的莫丽贤则直面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她介绍，龙新村虽有“中国丝苗米之乡”的品牌基础，但丝苗米产业仍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她建议从两方面发力：一是定向培养乡村实用人才，为乡村产业输送专业力量；二是派驻专家团队驻村指导，在深加工技术攻关、品牌定位与推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乡村产业突破发展瓶颈。

作者：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