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地瓜岁月

作者：史好泉

今年春天，我在菜园里又种了两垄地瓜。

今年的秋季气候很不正常，雨一场接着一场，下起来没完没了的，庄稼虽然熟了，却不能进地收割，直到10月下旬，土地不那么湿了，我去菜园刨地瓜。我握着镢头刨下去，土块散开，红皮的地瓜便滚了出来，地瓜又丰收了。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我边刨地瓜边回想起了有关地瓜的往事……

一、童年时的苦难

最先涌上心头的是1961年秋季随母亲姐姐讨荒的情景。那是一个同样多雨的秋天，眼看着就要成熟的庄稼全泡在水里颗粒无收。连续的自然灾害，我们这代人都记忆犹新。人们没有粮食吃，就吃野菜，吃草种子，榆树皮都被剥光了，连老槐树上的叶子都没剩几片。我小时候和奶奶同睡一个炕，常看到奶奶挽起裤腿，腿一按就是一个坑，人们都饿得浮肿。我们大队小学老师被饿得上不了课，姐姐被迫辍学。那年哥哥14岁，在齐河一中上学。有一天他拄着棍子淌水40多里路回家拿干粮。家里实在是没有粮食了，母亲和姐姐就撸来了一篮草种子，用锅炒干，然后推石碾轧成面，再烙成饼子。奶奶心疼孙子，说什么也不要哥哥去上学了。母亲趁奶奶不在意时，让哥哥带上草种饼子，催他溜出家门，又回学校了。奶奶知道后，和母亲吵了一架，说母亲心真狠。母亲哭着说：“我的亲骨肉，我能不心疼吗？咱家成份高，什么是出路啊？只有让孩子们好好上学念书。”（我们弟兄三个，就是在父母这种思想指导下，先后都考上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在这样的绝境里，父亲听说沂蒙山区地瓜多，地瓜干就是救命的粮。他把心一横，将家里仅有的财产——三只小羊，放在风箱里，背着步行七八里路，从齐河县王字庄火车站坐上闷罐车，到沂蒙山区换地瓜干。父亲背风箱，把后背和肩膀都磨破了皮。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他这辈子为了我们家，为了我们兄弟姐妹不知吃个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几天后父亲回来了，脸上带着一丝笑容，对母亲说：“我在平邑县颛臾村认识了宫茂训大哥，人家心善，同意让你们娘仨去那边栾地瓜”。母亲激动地说：“看来咱家有救了。”栾地瓜，就是生产队收完地瓜后，地里总会漏下一些小地瓜或者刨断的地瓜，我们再去刨出来，切成片晒干。

动身那天清晨，母亲带着8岁的我和12岁的姐姐从王字庄火车站挤上闷罐车。我和姐姐依偎在母亲身边，心里盼着前方的希望。火车咣当咣当整整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到了平邑县孙村火车站，一下车就看见车站前都是逃荒逃难的人。母亲把买火车票剩下的仅有的5分钱给了我，让我到火车站候车室北边的地摊上去买一个饼子，我买了饼子以后舍不得自己吃，想拿过去分给母亲和姐姐吃，不料被一个彪形大汉一把夺走了2/3，我着急地追，那个人边跑边吃，几口就吞咽了下去，看来他也是饿极了。姐姐把我喊了回来，我们娘儿仨把剩下的那个饼子头一人一口吃了，饿着肚子就朝颛臾村走去，还要步行80里才能到。

母亲是小脚，脚指头裹挤在一起，平时走二三里地都费劲，那天她却背着包袱一步一挪地往前赶。我和姐姐扯着她的衣角，看她每走一步都要往地上顿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她却从不说一声累。天黑了，好不容易才走到颛臾村，宫大爷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他一家人迎出来，端上热腾腾的地瓜粥给我们喝。地瓜粥稀溜溜的，甜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冻得发僵的肠胃暖和过来了。那一顿饭我记忆最深，觉得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饱、最好的一顿饭。宫大爷一家早就在他的南房里给我们打好了地铺。我们娘儿仨就住在他那个南房的地铺上。在颛臾村两个月，每天天不亮，我就跟着母亲姐姐下地刨地瓜。我们使出全身力气，一下一下地刨，有时候刨了好几平方米还见不到一块地瓜，忽然刨出一个比拳头还小的地瓜，我们就像捡到了宝贝，小心翼翼地放进篮子里。傍晚回到宫大爷家，母亲和姐姐把地瓜切成薄薄的片，摊在院子里的石板上晒。

一个月后，父亲又来到颛臾村，先背了些地瓜干领着姐姐回了家，家里还有近八十岁的奶奶和十四岁上中学的哥哥等待这救命的地瓜干呢。我和母亲留下，等着最后一批地瓜干晒干，那是一家人过冬的指望啊！离开颛臾村的那天，母亲把30斤地瓜干分成两袋装，20斤的她背着，10斤的让我背着。走出村头，正巧碰上颛臾村三个叔叔要去孙村火车站推煤。他们看到我母亲是小脚，我又小，连忙说：“你们把地瓜干放到我车子上，空着手跟我们走吧。”哎呀！这下可好了，如释重负。即便是空着手走，80里的山路走下来是多么的艰难？母亲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她只好把重心放在脚后跟上，还笑着对我说：“别着急，妈能跟上”。

到孙村火车站时，天已黑了。我们娘俩就睡在候车室的水泥地上。把地瓜干口袋当枕头，恐怕被人抢走。母亲把我的脚搂在怀里暖着，我摸到母亲的脚又肿又硬，就像块生地瓜。我夜里起来撒尿，腿一软竟站不住了，母亲赶快爬起来把我扶住。

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挤上闷罐车，母子俩坐在装地瓜干的口袋上，我趴在母亲的腿上，母亲解开棉袄扣子，把大襟盖在我身上，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感觉浑身是那么的温暖，那么幸福。下半夜，火车终于到了王字庄车站，母亲背着20斤地瓜干，我背着10斤地瓜干，向我的村庄走去。在离我们村3里路处，有一条水沟，水面上已经结了薄薄的冰，母亲毫不犹豫地脱下鞋，挽起裤腿，先把我背过去，然后又把那两袋地瓜干搭在肩上蹚过水沟，我赶快接过母亲肩上的两个口袋，然后把母亲拽上了岸，各自又背上口袋，继续吃力地往前走。就是从山区栾来的那些地瓜干，让我们全家度过了那个灾荒年。

二、田野里的烟火

三年自然灾害的阴霾终于被1962年的秋风吹散，田野里重新散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年秋天，我满九岁，终于踏进了小学的校门。可比起课堂上的笔墨纸砚，我和伙伴们心底最热切的期盼，永远是放学后奔向田野的自由时光——挖野菜、割青草，还有最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烧地瓜。秋日的田野，地瓜藤在田埂边悄悄蔓延，藏着一串串饱满的惊喜。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最擅长在田埂上挖个浅浅的土坑，村里人管这叫“窖子”。紧接着，四散开来拾捡干枯的秸秆、掉落的树枝，抱回来堆在坑边。火柴一划，火苗“腾”地窜起，噼里啪啦舔舐着坑壁，把泥土烤得发烫。等烟火渐渐暗下去，我们就把带着泥土芬芳的地瓜埋进热灰里，再顺手丢几个玉米棒、几把嫩豆角在上面。耐心等上一阵子，焦香就顺着风飘出来，勾得人直咽口水。扒开灰烬的那一刻最是热闹，烫手的地瓜、焦脆的玉米、软糯的豆角，大家抢着往嘴里塞，吃完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的嘴唇都沾着黑灰，活像长了胡子的小老头，笑得在田埂上打滚。

最难忘的是村南那棵老柳树，粗得一个成年人还不能合抱，树干中间不知何时空出了一个大洞，听村里老人说，早些年就有人在这洞里烧火烤地瓜、烤玉米，我们这群孩子自然也把这里当成了“秘密基地”。钻进洞里，里面竟宽敞得能容下三四个人，我们照样堆起柴火，把地瓜埋进余烬。火苗舔着洞壁，映得每个人脸上红彤彤的，香味在狭小的空间里愈发浓郁。神奇的是，这棵饱经烟火熏烤的老柳树，从未显出衰败的模样，每年春天一到，枝头准会抽出嫩绿的新芽，夏天便枝繁叶茂，撑起一片浓密的绿荫。放羊时要是遇上刮风下雨，我们就钻进柳洞里躲避风雨，听外面雨点打在柳叶上的啪嗒声，叽叽喳喳聊个不停，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啊。没有精致的零食，没有新奇的玩具，一块烤得焦香的地瓜、一个柳洞里的避雨角落，就足以装满整个童年的快乐。如今回想起来，那带着烟火气的甜香，那老柳树的斑驳身影，还有伙伴们脸上的黑灰和纯粹的笑声，依然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三、田埂上的成长

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背着书包走进了初中校园，可平静的校园生活很快就被打破。那几年，学校经常停课，我们这群半大的学生，便成了生产队里的“小劳力”，跟着大人们一起下地劳动，而种地瓜、侍弄地瓜，成了我那段时光里最深刻的记忆。

春天的田野还带着凉意，种地瓜的活儿就开始了。队长站在田埂上，手把手教我们插地瓜秧：“秧苗要斜着插，埋进土里三分之二，根须舒展开，这样，地瓜才能扎根多，产量高！”我们蹲在田垄间，小心翼翼地按照队长教的法子，一株株把嫩绿的地瓜秧插进刨好的坑里，浇上水，再用手捂上土。那时候还没有抽水机，浇地瓜全靠人力，我们用扁担挑着沉甸甸的水桶在田埂上行走，桶里的水晃悠悠溅出来，常打湿了裤脚和鞋子，裤脚和鞋子都是泥巴，肩膀被扁担压得又酸又麻，走不了几趟就直不起腰。可怕插好的地瓜秧干枯了，又咬着牙继续挑水，不敢有一丝懈怠。夏天的日头毒辣辣地烤着大地，地瓜秧长得很快，藤蔓顺着地面蔓延，四处扎根。这时候，翻秧就成了顶重要的活儿。队长说：“地瓜秧不能让它长得太旺，不然养分都被藤蔓抢去了，地瓜就长不大！”人们弓着腰一株株把爬蔓的地瓜秧翻过来，扯断那些乱扎的气生根。毒辣的太阳晒得人头晕眼花，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进泥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黏在皮肤上难受极了。一趟翻下来，腰都直不起来，胳膊和腿上也被地瓜叶的边缘划得满是细小的口子，又疼又痒。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不仅实打实学会了种地瓜的全套手艺——从选秧、斜插，到挑水浇灌、夏日翻秧，每一个步骤都烂熟于心；更在弯腰、挑担、翻秧的重复动作里，真切体会到了农民的辛劳。那沉甸甸的水桶、毒辣的日头、弯腰劳作的酸痛，让我从此刻在了心里：每一颗地瓜的收获，都浸透着汗水，每一份粮食的来之不易，都藏着农民的坚韧。

这段种地瓜的经历，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把农民的辛苦记在心上，那些在田埂上挥洒的汗水，不仅教会了我耕耘的意义，更塑造了我踏实肯干的性子，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四、田间的采访

时光荏苒，十年光阴弹指而过，转眼来到1976年。命运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机会，我有幸来到齐河县华店公社，成为一名通信报道员。这份工作让我告别了单纯的田间劳作，常常穿梭在各个先进单位、高产生产队，用笔墨记录下农业生产的火热场景，而地瓜，依然是这段岁月里最耀眼的“主角”。那时，全国正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成为每个农民、每个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当时的产量标准格外明确：亩产达到400斤叫“上纲要”，500斤叫“跨黄河”，800斤叫“过长江”——这响亮的口号里，藏着北方农业追赶南方产量的迫切与决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瓜凭借耐贫瘠、产量高的优势，依然在大面积土地上扎根，成为高产攻坚的主力军。

在华店公社郭庄大队采访时，我意外发现了一个地瓜高产的“妙招”，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窝瓜下蛋”。这法子打破了以往插地瓜秧的传统模式：春天不栽秧，而是把小地瓜直接整块埋进地里。神奇的是，每个小地瓜都会抽出好几株健壮的地瓜秧，每株地瓜秧都会结地瓜，等到秋天收获时，扒开泥土，一窝窝饱满的地瓜紧紧簇拥在一起，像一个个沉甸甸的“金蛋”，看得人满心欢喜。当时大队总结经验，还喊出了“窝瓜下蛋，不是八千（斤）就是一万（斤）”的豪迈口号，虽带着几分时代的激情，却真切反映出这一方法带来的高产希望。

我被这新奇又实用的高产经验深深打动，立刻沉下心来认真采访：从选种、埋栽的细节，到田间管理的技巧，再到实际产量的对比，每一个环节都问得仔细、记在实处。随后，我连夜整理素材，写成一篇充满现场感的报道。没过多久，这篇稿件不仅在齐河县广播站播出，还登上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当听到自己笔下的“窝瓜下蛋”经验被广泛传播，成为推动周边生产队地瓜创高产的参考，我心里满是自豪——原来，笔墨也能成为助力农业生产的“农具”，为地瓜高产、为“农业学大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段采访经历，让我对地瓜的情感又深了一层：它不仅是童年里的烟火甜香，是劳动中领悟的艰辛印记，更成为一个时代农业奋斗的象征。

五、菜园里的晚晴

时光不饶人，岁月的指针悄然拨到2012年，忙碌了大半辈子的我，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启了悠闲的晚年时光。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事、老朋友一拍即合，我们在城边租下了一块小菜园，这里便成了我们晚年生活的乐园。我们每天迎着晨光到菜园里松土、浇水、施肥，累了就坐在树荫下歇歇脚，聊聊天、喝杯茶，日子过得惬意又充实。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小菜园里，我每年总会特意留出几垄地，种上地瓜。对我而言，种地瓜早已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回想过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是这不起眼的地瓜，用它朴素的身躯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撑起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而如今，生活富足了，再种地瓜、吃地瓜，早已不是为了果腹，反倒成了一种“奢侈品”般的享受——藏着对过往的追忆，也藏着对健康的珍视。

我愈发懂得地瓜的好：鲜嫩的地瓜秧、翠绿的地瓜叶，都是营养丰富的时令小菜，焯水后淋上香油蒜泥，便是最爽口的美味，南方的餐桌上，都会有一道地瓜叶菜。成熟的地瓜更是宝，蒸、煮、烤皆可，绵密香甜，富含膳食纤维，是天然的健康食粮。从夏季到秋季，我几乎每天都从菜园带回一包地瓜叶，老伴儿有时蒸一笼地瓜叶菜糕、有时炒一盘地瓜叶菜、有时煮一锅地瓜叶粥，吃起来非常可口，对身体健康也很有益处。每到收获的季节，亲手刨开泥土，看着一窝窝饱满的地瓜从土里滚出来，仿佛看到了岁月里的一个个印记——童年的烟火、劳动的汗水、时代的奋斗，都浓缩在这沉甸甸的果实里，最后成为晚年菜园里的“老伙计”，这份对地瓜的深厚情感，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人生中最温暖、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