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余林1 郑雄林2

城市发展重心下沉至社区层面，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挑战逐步聚焦于提升社区的自我管理与服务效能。传统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满足居民异质性需求上，持续呈现覆盖范围有限、回应灵活性不足、服务精细度欠缺等问题。作为扎根社区、联结多元力量的社会组织，具备贴近居民需求、动员民间资源、灵活供给服务的优势潜能，是填补治理真空、激发社区内生力量的核心驱动要素。政策层面持续倡导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为社会组织融入治理体系创造了制度化窗口。然而，多个城市的实证显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功能远未有效释放，角色认知偏差、协同规则缺失、资源保障薄弱构成了社会组织参与的“三重门”。如何突破这些结构性障碍，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的策略架构，是摆脱当前治理精细化困境的重要突破口，这正是本研究着力探讨的核心议题。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制约因素

当前，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功能实现呈现出显著的“浅层化”参与特征，大量活动集中于文体娱乐、便民服务等基础性事务。某街道社区全年活动清单显示，多数由社会组织发起的事务集中于文艺展演、健康义诊等范畴，直接关乎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矛盾冲突调解、环境综合整治等治理核心议题的参与深度明显不足。某社区基金会对多个社区治理项目的评估报告更揭示出一个关键问题：即便社会组织参与了治理过程，其贡献往往局限于事务性工作的分担执行层面，在规划制定、事务协商、效果评估等涉及治理权力分配的关键环节基本处于边缘地带。这种“被动响应性执行”导致治理资源整合效率低下，社会组织的专业价值与连接效能未能转化为治理动能。

深究其根源，治理主体间角色定位缺乏权威性界定是首要制约因素。尤其在涉及多方利益协调的复杂事项中，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职责交叉模糊，导致权责推诿频繁发生；其次，资源支持呈现“碎片化”与“非连续性”特征，许多社区治理类公益项目面临后续运营资金短缺或依赖单一政府购买服务的困境，可持续性严重受损；更为关键的是协同平台的制度性匮乏，缺乏高效的信息互通机制与常规化的协商议事规则，使得治理主体间难以形成基于共识的行动合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规模效应难以显现。

二、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多维价值

社区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协同网络。社会组织以社会服务为目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高度弹性为运行方式，成为这一网络的关键支撑点。相较于行政力量的科层刚性，社会组织能更敏锐地捕捉微观、多元、即时性的居民需求。某社区的网格化治理实践显示，通过引入专注于老年人关爱服务的社会组织，开展“邻里守望互助”计划，社区老年人关于日常看护、紧急救助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印证了社会组织在需求响应精度上的显著优势。

社会组织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推动社区权力结构的动态优化与治理网络韧性的构建。例如，专业化的调解类社会组织介入，能显著提升居民对矛盾调解机制的信任度；活跃的环保类、公益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持续性活动，连接居民个体与公共议题，不断激活社区内在的互助网络。这清晰表明，充分激活社会组织的多元价值维度——服务递送的精细化执行者、矛盾转化的有效推动者、社会资本的持续培育者、公共意识的倡导实践者，是提升社区治理系统整体效能的内在逻辑，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路径。

三、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策略路径创新

（一）角色定位精准化与制度化赋能策略

扭转当前模糊、碎片化的角色认知格局，根本在于明确划分社区治理体系中各参与主体的职责边界与行动权限。这需要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探索赋予社会组织在社区协商议事平台中的正式代表席位与议事权，健全其参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例如，制定《社区协商共治规则》，规定每个社区协商议事会必须包含至少2名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席位，并赋予其提案、附议等权力。

同时，推动政府角色向“规则供给者”与“效果监管者”转化，将可由社会组织高效承接的服务范畴（如社区特殊群体探访、社区发展方案征询协调、居民议事能力培育等事务）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清晰释出，并配套制定组织资质认定标准与服务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通过立法赋权与规范释权双轨并行，真正建立权责对等、职能清晰的社会组织治理参与制度空间。

（二）资源供给体系重构与能力增强机制

要摆脱资源困境，需构建政府财政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投入的长效资源支持机制。重点在于升级优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从单一项目执行的“事务委托”模式，转向以组织能力成长为核心的“机构培育”模式。例如，试点运行的“社区伙伴计划”，不仅提供项目经费，更强制匹配组织发展金，专项用于社会组织管理人员领导力培训、专业督导陪伴支持、核心运营技术学习等能力建设活动，显著提升了组织的项目设计与运营水平。

在资源扩容方面，可搭建集政府财政拨款、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公众小额捐赠、慈善信托资金于一体的社区治理支持资金平台，委托专业第三方统一管理，依据社区治理问题优先级进行资源定向投放与使用绩效监测。在技术赋能层面，整合“i社区”智慧信息平台，开通社会组织的项目展示、快速申报、资源对接专窗，同时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持其精准识别服务对象与规划方案，大幅降低服务递送成本。（三）主体协同平台建构与治理规则迭代

打造高效、畅通、可监督的主体协同框架，是释放治理网络整体潜能的核心路径。首要任务是构建常设化、制度化运作的社区公共议事平台。例如，建立“社区发展治理议事厅”，由社区党委召集，强制吸纳居委会、业主组织代表、驻社区单位负责人及不少于3个登记备案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建立每月召开例会协调重大事务、每季度公示协商决议执行情况的刚性机制。其次，推动协商规则的技术性迭代，试点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本土化版本（如明确动议六要素、限制辩论时间、一人一票表决制），保障多元利益方在高效有序的规则框架内寻求共识性方案。最后，建构透明的信息流动与共享框架，例如建立“社区治理数字驾驶舱”系统，各治理主体（含社会组织）可凭借密钥调阅公开事项决策流程、项目执行实时进度与财政资金流向信息，同时设置居民线上评议模块嵌入治理效果反馈循环，为持续优化协同效能提供数据与规则支撑。

（四）项目运作模式创新与成效跟踪机制

提升治理项目策划执行质量的关键，在于引入精细化治理技术与科学反馈机制。重点发展需求导向型社区诊断项目，社区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年度居民满意度调查与核心痛点研究，生成优先级问题清单并定向投放资金支持匹配性项目，避免服务资源错配。

推进“全过程可视化管理平台”应用，例如开发社区项目管理工具，要求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实时上传服务对象信息库、活动执行记录、资金使用明细、参与者互动反馈等重要节点数据，管理者可同步跟进并预警流程偏差。同时建立基于多维指标系统的独立成效跟踪机制，通过定量数据变化、第三方评估专家团队的专业审视、服务受益群体的定性深度访谈相结合，构建对项目运行质量、社会治理成效及组织成长度的全景化认知反馈链，为资源持续投入与策略调优提供科学依据。

（五）协同网络韧性培育与社会资本激活

社区长效治理的根基，在于深厚的社会资本支撑及其衍生的组织潜力。其一，在有条件的社区试点推行社区公益‘微创投’模式，设立社区公益基金池。面向备案通过的社区兴趣小组、互助团体、青年志愿团队等提供小额启动基金，支持其围绕公共议题设计并实践小规模改良方案（如设立楼栋自治角、组建安全巡逻队等），逐步提升居民的集体行动自觉与自治能力。其二，设计“社区领袖培育”分层课程体系，依托高校资源与资深实务专家团队，为社区活跃骨干、社会组织负责人、业委会委员等群体提供包含冲突调解实务、资源整合技能、公共项目设计等关键治理能力的进阶培训。其三，建构社区互助积分激励机制，试点建立社区共享账户系统，将居民参与公共设施维护、社区环境美化、志愿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行为转化为标准化互助积分，既可用于兑换服务或物质激励，更可作为参与治理贡献的社会化荣誉凭证，持续强化社区正向行动的“滚雪球”效应。

通过这些制度化、激励化措施，不断提升社区内部的自组织化程度，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提供坚实的群众认同基础与可持续的参与资源补充。此外，塑造“韧性共享治理圈”是破解治理深层挑战的方向性变革，其内核是以社会组织为纽带整合社区内部力量，催化形成多元主体共生共治的可持续生态系统。这一模式强调资源的流动性与开放性，通过上述资源网络设计形成内部闭环与外部连接，更依赖组织韧性与政社协同的制度化保障。共享治理圈实质是在治理转型中重构秩序、价值与资源的联结能力，形成具备内生韧性与包容张力的新型治理范式。

总之，推进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的本质，是推动基层治理范式的结构性升级——从单一行政主导治理迈向多元共责、协同互嵌的现代化治理格局。破解社会组织参与困境的策略创新，必须聚焦于明晰角色分工的制度保障、可持续资源支持的体系革新、智慧技术与规则优化驱动的高效协同框架、精细化的项目运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社会资本与自组织活力的系统化培育工程。

“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多元主体议事制度”等实践已清晰证明，社会组织的活力极大影响着社区治理创新。建议政府部门、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主体加大合作，探索权责边界、资源配置方式、协同机制、项目运作规则等核心维度的系统化革新方案，构建“互嵌式协同治理框架”。这既是提升治理效能、精准回应居民需求的必由之路，更是推进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唯有通过持续的政策完善与实践深耕，才能真正释放“多元协同治理”模式蕴藏的改革潜力，开创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新范式。

（作者单位：1.中共九江市浔阳区委党校；2.江西职业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