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在遗址本体及保护范围内进行取土、取石、挖掘钻探等破坏性行为”“严禁在遗址本体及附属文物上刻画、涂污、张贴、书写或实施其他任何污损、损坏行为”……

前不久，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抗日战争遗址司法保护令》，明确“十项禁令”，旨在保护此前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多处抗战类遗址遗迹。

全国各地留下的抗战主题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坚持以法治之力，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加强法治宣传，全力守护抗日战争期间的革命文物，推动全社会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筑牢中华民族精神根脉。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留下了数量众多的革命文物。蒿子湖密营坐落在吉林省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是抗联部队向深山撤退并隐蔽阶段的重要基地。

今年5月，吉林省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创新建立“司法保护+文化传承”工作模式，发出司法保护令，通过明确禁止擅自进入密营遗址区域、禁止破坏遗址内的历史遗迹和自然环境等行为，为密营遗址以及周围区域划定“法治红线”。

南泥湾是延安南大门，抗战时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驻防于此，屯田垦荒，留下大量的红色革命史迹。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南泥湾三五九旅革命史迹不同程度受损以及未纳入国家保护范畴情况，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采用检察建议、公开听证等多种方式，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督促实现烈士墓址和革命旧址全面系统保护。

2021年4月以来，陕西省检察机关通过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推动认定文物19处、确定文物等级25处、纳入革命文物名录68处，让革命旧址在法治护航下焕发新生机。

山西省左权县地处太行峡谷腹地，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150多个党政军首脑机关在这里驻扎，境内有各类革命遗址遗迹数百处。左权县公安机关持续加大文物安全巡查力度，针对用火用电、消防配备和周边环境等情况进行常态化实地查看，守好文物安全的红线、底线、生命线。

遵义会议会址、丙安古镇、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座座红色地标，承载着贵州遵义革命老区光辉的革命历史。遵义司法行政机关组建法律服务团队，通过非诉调解、普法宣传、讲理释法，厘清权责、搭建共识、衔接制度，有效激活红色资源的保护动能。

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在积极行动。

2024年11月，文物保护法修订，明确规定：“对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等有关的文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保护。”

“这为执法司法依法守护抗战革命文物提供了法律依据。”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研究员韩伟说。

各地还纷纷出台有关革命文物或红色资源传承弘扬、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如《山东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陕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条例》《河南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等，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作出了进一步明确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以其系统性、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为革命文物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成为守护红色遗产、传承革命文化的重要力量。

在他看来，法治是革命文物保护中的关键一环。例如，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进一步加大了革命文物的保护力度、夯实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基础。同时，法治为革命文物保护提供了持续有效的“刚性”制度保障。

“法治为革命文物保护构建多元共治的保护格局。通过规范各方主体的行为，明确政府部门、文物管理单位、社会公众等在革命文物保护中的权利和义务，对破坏文物、非法侵占文物等行为进行严厉制裁，从而形成有效的保护合力。”他说，法治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手段。抗战历史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不容篡改和亵渎。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确立了革命文物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对歪曲、否定抗战历史等行为设立了明确的法律红线。

支振锋建议，当前，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应当立足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和文物保护的现实需求，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建立更加科学系统的法律规范和作出更完善的制度安排。首要在于构建革命文物科学保护体系。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学保护体系，推进革命文物保护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全面提高革命文物保护质量和水平。

“完善分级分类保护机制。除按行政层级进行分级保护外，还应根据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濒危程度、保护难易等确立分级名录，同时按照类型学相关规范，建立详细分类和保护细则，区分不可移动和可移动革命文物、物质与非物质革命文化遗产等进行精细化管理保护。”支振锋说，要进一步健全革命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制度，统筹推进各种保护方式，同时完善革命文物保护支持机制，强化政策供给和资源要素支持。（记者 陈 磊 见习记者 王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