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黄路生：动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科学家心声：

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幸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参与到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过程中来，是莫大幸福。

——黄路生

黄路生院士，作为长期扎根家猪遗传育种的科学家，他一辈子与“猪”结缘，深耕科研四十余载。这位科学家，用严谨务实的科研态度、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为国家生猪产业安全筑牢了根基，也让无数养殖户走上了致富路。

夜色渐浓，万物都蒙上了睡意。在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楼前，黄路生和他的团队整装待发。为了获取精准的生猪样本，他们即将奔赴屠宰一线打一场数据搜集的“攻坚战役”。

“我们这次用的是大线屠宰，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在源头上要把控好，速度不能太快，太快的话后面的人就来不及，来不及就会忙中出错。”黄路生一边检查采样工具，一边反复叮嘱团队。在他看来，数据的价值始于源头的严谨，“数据的收集一定是来源于一线，只有把猪杀了以后，才能看到它这个胴体的体长是多少，出肉率是多少。这个过程必须要屠宰场配合，我们才能完成得了。”

黄路生他们坚持的采样标准，在国内堪称独一份，“能够一次性在一头猪上面把它要测的表型，能采的样品都采下来，这对于我们去解析它的遗传机制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团队成员如是说。

晚上十点半，屠宰线的轰鸣声打破了夜色的宁静，取样测定的工作也随之展开。深入产业一线，直面生产最前端，这种看似繁琐的测定方式，正是解码生命规律最坚实的支撑。“我们已经搞了几百次了，1999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几十年了，一开始没那么多，一开始二三十项，后来慢慢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F2群体是420多项。” 黄路生的话语里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连续两晚的攻坚后，团队带回2万多个珍贵样品，从采样规范到数据精度，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严苛检验，不容有丝毫差错。

显微镜下的精准数据，终要转化为市场里实实在在的保障供给。把鲜美的猪肉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是黄路生团队从未动摇的坚定目标。而这份目标的背后，是中国养猪业曾深陷的困境——地方猪种肉质虽好，却具有长势慢、耗粮高、出肉少的先天劣势，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改革开放后，我国曾大规模引进国外瘦肉型猪种，虽然实现了基本的猪肉供给平衡，却陷入了“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被动循环。核心种源的缺失，既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软肋，更是压在科学家心头的隐痛。为了争取主动权，不再让种业命脉受制于人，黄路生团队开启了一场艰辛而漫长的博弈。

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965年元月，黄路生出生在江西上犹县紫阳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这方“天然氧吧”，见证了他科学梦想的萌芽。1980年，15岁的黄路生考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江西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又先后赴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研学访学八年之久。1995年，不到30岁的他凭借突出成果获得俄罗斯生物学科学正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畜牧兽医领域首位获此学位的学者，使馆教育处还专门派了人去参加黄路生的答辩。从靠放牛、养猪生存求学的农家娃，到国际瞩目的农业科学家，黄路生用知识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更埋下了报效祖国的种子。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学成后，黄路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到母校投身猪遗传育种研究。简陋的实验室、匮乏的实验设备，非但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反而让科研信念愈发坚定。

黄路生深知，“没有原始材料，育种理论如同水中之月、空中楼阁”。为了抢救正在消失的地方猪种，他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开展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基因“长征”。为找到纯种地方猪种，采集精准基因样本，他们长途跋涉、连续奔波，历经四年半，足迹遍布全国，行程达47万公里，最终采集到国内现存68个地方猪种（群）的12700 份DNA样品，建立起全国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DNA库。这场征程既是体力的考验，更是意志的淬炼。

后来，团队的视野拓展至全球15个国家，搜集的样本资源种类规模达到国际同类资源的2倍。当其它国家还在为样本发愁时，这座庞大的基因宝库已成为中国种源的底气，让“中国种源不行”的论调不攻自破。2024年，利用20年前封存的基因样本，黄路生团队通过克隆技术，让因非洲猪瘟而消失的世界著名微型猪种——白色五指山猪重获新生，成就了生命的奇迹。如今这座拥有世界顶尖组织材料和样本库的实验室，正是他大半生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寻找关键基因

基因如同生命的密码，而鉴定复杂性状的因果突变，被美国科学院院士杰伊・申杜尔（Jay Shendure）比喻为“大海捞针”。过去20多年，欧美国家启动15项大型国际科研计划，投入81亿美元，仅成功解析约0.15%的因果基因。“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技术的限制，你要对这些复杂性状，它的遗传机制进行解析的话，首先你要具备足够的变异，因为你首先看到它变了以后，你才能知道什么让它变。”黄路生的思考，为研究指明了方向。

他带领团队另辟蹊径，用独特的实验设计挖掘优良基因，先后构建36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猪群，从不同猪种杂交产生的大量性状分离中，寻找有价值的基因突变。这背后是漫长的等待与坚守——科研人员如同坚定的守望者，对每一代实验群体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精准追踪，一等就是十年甚至二十多年。

量变终将引发质变。黄路生团队从海量数据中捕捉到肋骨数的变异，为研究撕开了突破口。“那个时候因为猪的基因组的整个序列都不知道，黄院士就采用了那种，多肋骨和少肋骨的猪杂交，杂交之后产生F2代，多肋骨和少肋骨就分离，分离之后通过标记之间的连锁关系，把它锁定在了七号染色体上面，之后，我们再不断地精细定位。” 团队成员回忆道，整个过程历时十二年，终于找到了能够增加一对排骨的关键基因标记。

当科研目光转向养殖一线，仔猪腹泻这一困扰养殖户的难题进入视野。黄路生研究发现，“有一类叫K88AC的大肠杆菌，它黏附到肠道里面，产生肠毒素就导致仔猪腹泻了”。 历经11年探究，团队不仅找到断奶前仔猪腹泻抗病基因，更开发出育种新技术，仅需5元成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能高效筛选出抗病种猪，给养殖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凭借持续30年的专心致志和独创的实验设计，黄路生团队从猪基因组这片浩瀚海洋中在找到了增加肋骨数、抗仔猪腹泻、产生雪花肉、减少不健康脂肪酸和增加12厘米体长等12个关键基因位点，创制出占国际总量44%的因果突变专利，将因果突变的鉴别成功率从0.15%提升到1.32%，是国际水平的近9倍。

“中芯一号”诞生

二十一世纪伊始，欧洲科学家提出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理论，之后这一理论得到广泛的实践和应用。黄路生2002年在英国剑桥病理系就做猪的基因芯片，“那个时候是研究性的，但是等到2009、2010年左右，美国因美纳公司就把它商业化了，把芯片用到育种实践当中去，那时候我们国家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引进来”，团队成员回忆说。技术垄断意味着命运被他人掌控，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养猪大国，绝不能没有自主芯片。2016年，黄路生带领团队开启了国产化攻关。

2017年，在第十九次全国动物遗传学术讨论会上，由黄路生联合国内十多家科研单位联合开发的“中芯一号” 家猪基因组育种芯片横空出世，更准、更快、更便宜，且完全自主可控，一举打破欧美垄断。这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实力的超越，更是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表达。温氏股份研究院高级畜牧师谈诚对此深有感触：“在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采集一下它的组织样本，送到实验室来，然后就用整个芯片检查一下它的基因信息，通过这个基因信息的分析，就能直接判断出哪一头猪未来生长得快，产仔多。过去我们一头猪要养到180天，它成为大猪之后，我们测定完这些表型信息、生产信息，才能判断这头猪好不好，它们留不留，现在我们7天就知道了”。

如今，中芯一号猪基因育种芯片不仅占据了国内95%的市场，还成为俄罗斯、越南等国的主要技术来源，并开始进驻全球前三大猪育种公司的欧美企业。2023年，首张中芯一号基因芯片被国家博物馆郑重收藏。

“猪粮稳，天下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的新要求。稳住主粮、主肉基本盘，确保在任何极端环境下，主粮主肉保障供给，是守牢国家安全、守住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如何端牢中国人的肉盘子？关键在于自己手中攥紧中国种子。

“连续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必须竭尽全力培育出中国人自己的高性能种猪，不能让这么重要的民生产业被别人‘卡脖子’”。

为了应对非洲猪瘟，实现种源自主可控，推动我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先后启动国家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优质瘦肉型猪选育联合攻关计划，黄路生担任咨询委员会主人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定总体技术路线，协调全国科研力量，持续开展中国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培育与推广。

以“中芯一号”为引擎，结合现代生物信息技术开创新的选种育种方法，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开始了。

立足本土资源开发，着眼进口品种改良，双管齐下的策略让中国种业逐步掌握主动权。如今，具备高产、高效、优质等特性的“华系种猪”核心群已成规模，22个高产核心群在多项指标上不仅优于进口品种，更比肩甚至超越国际水准。中国生猪产业从80%进口依赖降至不足5%资源性引进，每年新增14亿根排骨、节约941万吨饲料粮，为国家粮食安全筑起坚实护盾。

当校园归于沉寂，黄路生办公室那盏常明的灯，便是团队的精神灯塔。他沉浸在数据洪流中，将单调操作、枯燥数字视作破解生命密码的伙伴。“看到华系种猪能够在我们国家表现优异，完全达到甚至部分性能超越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的同类产品，实现国家种业攻关的自主可控、自立自强的目标，这是我们从事科技创新最大的快乐。”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流淌着红色土地血脉的黄路生，将家国情怀刻进基因。他用创新、求实与奉献，在种业突围路上留下坚实足迹，更让每一次突破都成为接力奋斗的新起点。（王雅龙 邓千一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