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 30 年。三十载接续奋斗，东西部协作实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发展转变，领域从产业、劳务拓展至消费帮扶、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协作不断走深走实，质效全面提升，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注入了强劲动力。本期聚焦“东西部协作 30 年”，刊发记者深度调研稿件、典型案例剖析，旨在汇聚各方智慧与实践经验，共同助力东西部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奔向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

——东西部协作三十年的闽宁实践

中国农村杂志社调研组

不平衡，是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命题；而跨越鸿沟，则是岁月长河里一代代人矢志不渝的追求。

奔向共同富裕的路，究竟要怎么走？

闽宁协作，三十年的山海同行，就是时代最有力的回答。

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起笔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东部沿海率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

在“第一个大局”的指引下，东部沿海率先走进了发展的春天。1996年，厦门GDP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速，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3000元；地处西北腹地的西海固，农业人口占比超过86.5%，农民人均纯收入仅810.5元，其中年收入30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达60多万。

一边是东部腾飞，一边是西部困顿——这种不平衡，既是自然地理的分野，也是发展在不同时空落下的投影，更是必须破解的时代命题。“先富带动后富”作为“第二个大局”战略构想，必须从蓝图走向实践。

闽宁协作，正是这个历史节点上的庄严作答。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福建与宁夏跨越两千多公里“山海结亲”。以“闽宁”命名的“干沙滩”，从此成为山海携手的起点。

三十年间，这项制度从最初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升级为全方位的“东西部协作”。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超70亿元，实施帮扶项目数千个，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也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闽宁更是从一个8000多人的贫困小村庄，成长为拥有6万多人的移民示范镇。

沧桑巨变的背后，不是某个偶然的奇迹，而是在辩证发展中一步步破解矛盾、走出新路的新实践。

大道之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这句两千多年前的古老宏愿，道出了中华民族对大同思想最深切的向往。

走进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一条条柏油马路宽阔平整，将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人家接入现代交通网。

村民刘克瑞站在自家院子里，忆起往昔，感慨万千：“过去赶着毛驴走几十里山路驮水，守着几亩旱地靠天吃饭。现在硬化路通到家门口，公交直达县城。”从西海固的山沟沟搬迁至此，他家住上了敞亮的新房，全家年收入十多万元。

2020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刘克瑞家，叮嘱要解决好产业、就业、社会融入三件事，留下深情寄语：“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活还在后头。”

从“毛驴驮水”到“自来水进户”，从“土坯房”到“砖瓦房”，从“靠天吃饭”到“车间上班”——弘德村的蝶变，正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缩影。

这背后，支撑着的是三十年山海同行的制度演进。

1997年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走进西海固。老乡的贫困让他深深震撼。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家徒四壁。一家子既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铺盖。家里唯一的‘财产’是挂在房梁上的一撮发菜，就靠卖这么一点发菜来买油盐酱醋。”

震撼之外，习近平同志为这项制度指出了第一个发力方向——“吊庄移民”工程，并亲自提议将移民点命名为“闽宁村”，标志着福建与宁夏的协作从此扎根。

有了方向，还得建机制。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5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提出了“优势互补、互利互惠、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并要求在“创新帮扶机制，拓宽合作领域”、“加大企业和社会力量扶贫协作规模和力度”等方面持续用情用力，这些要求成为闽宁协作的行动指南。

时代在发展，问题在演化。习近平同志倾情牵挂闽宁协作，在关键节点亲自擘画、作出战略部署，引领协作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来到固原市原州区深沟村调研，鼓励当地要有发展的思路和意识，带动村民富起来。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话语掷地有声：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三个“大”字，高屋建瓴，深刻阐明了这项制度的战略定位。同年12月，《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印发，标志着东西部扶贫协作迈入了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第四次来到宁夏，殷切叮嘱“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思想伟力，指引前行方向。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东西部协作，山海同行走上了向更高水平协作迈进的新征程。

采摘工在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采摘头茬枸杞

深情牵挂，一以贯之。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过渡期的东西部协作举旗定向、领航掌舵，指出“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从原则到路径，从探索到制度，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东西部协作机制完成了深刻的历史迭代。同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的意见》出台，“东西部扶贫协作”由此正式扩展升级为“东西部协作”。

五年多来，各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领导持续加强，结对关系精准优化。资金投入“不减力度”，项目建设“不打折扣”，干部人才“接续奋斗”，不断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和教育医疗帮扶，东西部协作质效全面提升，绘就了一幅山海携手、共促振兴的生动画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朴实的话语，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从西海固的千沟万壑到闽宁镇的戈壁荒滩，从弘德村的移民新居到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长廊，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次考察，每一句嘱托，都化作推动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的强大动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推动下，闽宁协作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东西部协作从一项政策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伟力的鲜活注脚。

山河之变

三十年，可以改变什么？

它可以让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让一片荒滩变成万顷良田，让一个村庄崛起为一座新城。

对于闽宁协作而言，三十年的改变远不止于此。它改变的不仅是地理面貌，更是发展逻辑；不仅是经济数据，更是人的命运；不仅是资源的流向，更是心的距离。

如今闽宁镇原隆村鸟瞰

从“点状帮扶”到“链上共生”——

产业是带不走的帮扶工作队。

过去西海固农民种洋芋，是一家一户地种，种出来卖给贩子。三十年后，走进固原市隆德县闽宁产业园，宁夏黄土地农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当地马铃薯经过一道道工序，变身为晶莹剔透的水晶粉丝，装箱待发。这些粉丝从六盘山脚下出发，将直奔海底捞的后厨，摆到连锁超市的货架。这家闽籍企业目前年产能可消化2万吨马铃薯淀粉，带动周边10万亩马铃薯种植。“以前洋芋几分钱一斤没人要，现在厂子就在门口，种多少收多少。”当地种植户言语间满是踏实。

从散到链的帮扶在菌菇种植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从福建的技术员教标准化种植，到协作企业建起加工厂，再到厦门的电商平台负责卖到全国。产业链条式帮扶将单个环节紧密地扣在了一起。

如果说延链补链，让“土特产”身价倍增，那么集群成势就是通过企业集聚、资源共享、分工协作来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隆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内，厂房错落有致。人造花工艺有限公司车间里，50多岁的王彩虹正熟练地组装红色塑料玫瑰花。她身后，各色人造花堆满货筐，即将漂洋过海发往欧美和东南亚。这家2013年由福建企业家潘文贤引进落户的企业，已成长为拥有400余名员工的龙头企业。在它的带动下，园区内陆续集聚了包装、物流、原材料配套等75家企业，龙头企业接大单、小企业做配套，分工协作让整体成本降低了近两成。2025年园区产值达13亿元。

从“单个项目”到“链式布局”，从“企业落地”到“生态构建”，协作逻辑已从“输血”升级为“造血”，从“帮扶”进化为“共生”。

这些扎根泥土的产业链，托举起了一组沉甸甸的数字：截至目前，闽宁协作已引导1600多家福建企业到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6000家。同时，建成闽宁产业园12个，入园企业近300家，带动1.1万余名群众实现就业。

从全国看，2021年以来，东部省（直辖市）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150多亿元，组织社会力量捐赠款物超130亿元。东西部协作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超7500亿元。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

从“重点突破”到“全域提升”——

三十年前，闽宁协作从产业起笔，如今教育、医疗、劳务等“组团式”帮扶已遍及民生全域——不再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支教，而是一个完整团队“打包”派驻，以团队带团队、以系统建系统，在乡村振兴中书写着更有温度的答卷。

走进红寺堡区职业技术学校，校园里秩序井然，实训车间里学生们正专注地操作设备。2022年，来自福建泉州华侨职校的帮扶团队来到这里，福建教师直接“嵌入”校长、校长助理和中层岗位，把先进管理理念“移植”到学校的管理末梢。几年过去，这所曾经的薄弱校交出了惊喜的答卷：在全区技能大赛上斩获6项金奖，连续两年站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领奖台，“双师型”教师比例从30%飙升至70.4%。学校办公室主任徐耀升说：“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正在拔节生长。”

医疗帮扶同样温暖人心。2026年2月，一名急性心脏压塞患者被紧急送入红寺堡区人民医院。送来时，血压已降至62/45毫米汞柱，心脏随时可能停跳。重症医学科主任、福建援宁医疗队员林天助带领团队精准穿刺，从确诊到引流成功，仅用30分钟。患者缓缓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家属泣不成声。2025年，医院门急诊量突破25万人次，县域内就诊率超90%。

“菌草、葡萄让群众‘富了口袋’，医疗帮扶则让他们‘稳了身心’。”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周文胜深有感触。

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手艺，托起的是整个家庭的希望。走进固原市思含掇绣文化公司的生产车间，绣女们指尖翻飞，神情专注，一件件精美的掇绣作品渐次成型。一位绣女介绍说，这个由闽宁资金支持的劳务品牌，已带动4110余名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万元，产品远销欧美、俄罗斯、中东等地。

农户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葡萄地里采摘酿酒葡萄

消费帮扶，架起了宁夏好物对接大市场的桥梁。通过持续开展“宁品出塞”、“宁夏名优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福建帮助宁夏累计销售农特产品近300亿元。在福州，“宁夏六盘山特产馆”已开设17家分馆，累计销售额3.35亿元，并带动就业1万余人。从田间到柜台，消费帮扶正让“宁品出塞”跑出加速度。

“宁夏将把‘闽宁协作’形成的制度优势、产业基础、人才队伍，转化为内生发展的持久动力，全力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深情新篇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说。

从全国看，东西部协作的民生答卷更加厚实——过渡期以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帮助西部地区医疗、教育设施和服务水平实现双提升；东西部协作累计让500余万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一幅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画卷，正渐次展开。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

“山”与“海”的相遇，从一开始就不是单行道。福建缺空间、缺绿电，宁夏有；宁夏缺技术、缺市场，福建有。各避其短、各展所长——这是山海协作的底层逻辑。

一名从事协作工作的干部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一个家里的两个孩子，母亲会让先启蒙的孩子给后启蒙的孩子上课。但他们都知道，母亲是自己最强大的依靠。”

毫无疑问，政策是东西部协作的第一推动力。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持续腾飞硬实力的支撑。从1996年到2025年，中国GDP从6.77万亿元增长到140.18万亿元——正是这份家底，让国家在政策创设上有了更多调配余地。

当市场的手和国家的手在同一个方向上用力，东西部协作便有了新的跃升基础。“发展起来以后”才能办的事，便有了充足的条件。

福建输出的不仅是资金和项目，更是能力和路径。从1997年起，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企业家奔赴西海固，带去完整的方法论——菌草怎么种、工厂怎么管、劳务怎么对接、市场怎么打开。这是一整套发展经验的跨区域移植。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禹国君感慨：“福建企业家带来了新视角——产业链怎么延长、产业怎么集聚。以前我们自己都不懂，一家企业还要分成销售、市场、设计、客服这些团队。”这种观念的转变，比一两个项目的落地更持久。当西海固的园区开始用“分工协作”、“产业链”来思考问题时，福建的“发展方法论”已经在这里生了根。

宁夏做的也不仅仅是承接。在产业梯度转移之外，它正用自己的“长板”——清洁能源、土地空间、区位通道——与福建深度耦合，从“承接转移”走向“协同创新”。走进星汉智能的车间，超算服务器正在流水线上组装。依托闽宁“绿电小镇”的清洁能源优势，企业大幅降低了碳足迹——这里的绿电不仅成本更低，而且100%来自可再生能源。这背后是“福建研发+宁夏制造”的协作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叶柠说：“这不是把东部的落后产能搬过来，而是把东部的先进产能‘孵’出来。”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巧媳妇”直播带货团队在闽宁禾美电商扶贫车间的直播间里介绍产品

在宁夏，这样的“绿色智造”故事正在批量上演。依托风能、太阳能资源，宁夏已建成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装机占比65.5%。福建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在这里找到了更低成本、更低碳足迹的生产基地；宁夏则借助福建的技术和市场，跳过了传统工业化的“高碳阶段”，直接迈向绿色制造。这不是简单的产业梯度转移，而是一次跨越式的发展“换道”。

闽宁协作的运行逻辑并不复杂：市场的盲区，国家搭桥；能力的洼地，东部赋能；奋斗的土壤，西部扎根；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大国经济腾飞提供的底气与空间。

“与宁夏人民并肩奋斗，我们收获了真情，增长了才干。我们要赓续六盘山精神、激扬爱拼才会赢的斗志，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拓展协作领域，健全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让‘黄河水甜、共产党亲、总书记好’的声音响彻宁夏山川。”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领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固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鸿说。

截至2026年，福建有近8万宁夏人就业创业、结婚定居；宁夏有近10万闽籍人士从业生活。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翻山越岭、落地生根的人生。

当闽南语与西北方言在同一张饭桌上交错，沙茶面和羊肉泡馍在同一口锅里热气腾腾，这种烟火气的融合，化为一幅区域共同发展的交融画卷，正翩然铺陈。

从“向外出走”到“向内回归”——

更深层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如果说福建带给宁夏的是经验、技术和市场，那么这些外部资源能否转化成内在能力，取决于每一个宁夏人自己是否愿意站起来、走得动。

“闽宁巧媳妇”海燕的故事，是观念之变最生动的注脚。

几年前，永宁县闽宁禾美电商帮扶车间员工海燕还是一个连县城都没怎么去过的农村妇女，每花一分钱都要向丈夫伸手。2020年，车间负责人徐美佳从女工里挑了6个人组成第一批直播团，海燕是其中之一。“开关电脑、鼠标左右键都得从零教起。”第一次直播，海燕紧张得手心冒汗，声音小得像蚊子，播了十分钟没有一个人下单。

人是怎么站起来的？不是被扶起来的，是自己咬着牙、流着汗、一点一点撑起来的。

每天下班后，海燕对着镜子练，对着手机录，一遍遍听自己的回放。从说出完整的句子，到与观众自如互动，再到月入三千多元——如今，她有了硬实底气，“我也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从“伸手要”到“自己赚”，从不敢说话到对着几千人侃侃而谈：这不仅是技能的提升，更是信心与尊严的重塑。

这件事里，藏着人的发展最深的那层道理。

人首先要活着。有活干，不再手心向上，就有了底气。但光活着还不够——人还得有盼头。盼头是什么？是知道自己不只是“被养着的人”，还能学东西，还能进步，还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被人看见。

闽宁协作帮他们打开了门。但跨过门槛、拿起笔、站上舞台——那一步，是他们自己迈的。

盼头的尽头，是尊严。当一位一辈子没出过大山的老人，颤巍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站在诗词大会的镁光灯下时，那一刻，他不再是“帮扶对象”，而是一个真正实现了自我发展的人。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代际之间。

三十年前，西海固的年轻人挤上东去的绿皮火车；三十年后，他们的子女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留下来。

鸿星尔克、科华数能、山海饲料……一家家企业落地，一个个岗位涌现，提供了家门口的饭碗。“以前是出去找活儿干，现在是活儿在家门口等人干。”一位本地青年说。

两代人的选择，丈量出三十年的变迁。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党支部书记任军感言：“闽宁协作不仅是资源的跨区域配置，更是人的成长舞台，现在大家有地方做工，经济收入也上来了，邻里之间也更融洽，对家乡的未来充满希望。”

共生之钥

任何宏大的叙事，都始于顶层设计的精密齿轮。

拨开东西部协作纷繁的细节，底下是一条制度落地的系统工程：结对共治、资源杠杆、能力塑造、预期引导——四重机制，让“海”的力量与“山”的资源在制度的轨道上精准对接。

弘德村瓦尔登公司帮扶车间里，几位老人正熟练安装包装箱提手

结对共治，两地拧成一股绳——

任何一项跨区域的宏大工程，都要直面一个棘手的困境：中央的战略蓝图，如何穿透实施过程中的困难挑战，最终在千差万别的基层土壤里生根发芽？

闽宁协作提供了一个生动答案。学者们把它称为“结对共治”——不是简单的对口支援，而是一套让中央的战略意图、地方的协作意愿、基层的发展需求真正拧成一股绳的机制。

第一步：把“政治势能”转化为“组织效能”。在中央的领导下，福建和宁夏“结了亲”。两地建立了省际联席会议制度，30年来从未断线。从2013年闽宁协作第十七次联席会议提出的“三个转变”——政府主导向政社共推、单一扶贫向全面合作、闽宁协作向多区域合作转变，到2021年《福建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东西部协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升级为“三个转向”——政府主导向市场主体、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扶贫协作向全面合作升级——每一次制度迭代，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协作更深、更实、更可持续。这种制度化安排，把“上面要求我们合作”的外部指令，变成了“我们一起干”的内在共识。每一任班子都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地跑。于是，企业家敢投资了，干部敢放手干了，群众也敢跟着走了。

第二步：让政策真正落到“最后一公里”。光有顶层设计还不够，关键要看执行末端怎么动起来。最初，福建8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宁夏8个国家级贫困县结对；后来扩展到39个县（区）对9个脱贫县，再延伸到乡镇、村、学校、医院。一张“毛细血管式”的帮扶网络就这样织成了。每一个“微型协作单元”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一级都有自己的抓手。当抽象的“东西部协作”变成了具体的“街道对村庄”，政策就有了可操作的落脚点，执行力自然变得精细而有力。

放眼全国，这已不是孤例。如今，东西部协作省份普遍建立了联席推进机制。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两年至少带队到协作省份调研对接一次，每年专题研究年度工作。全国已有325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47个脱贫县，一步步把协作走深走实。

这套“结对共治”的治理模式，为破解跨行政区划的复杂公共问题，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中国方案”。

资源杠杆，巧劲撬动大发展——

如果说制度是骨架，那么资源就是血肉。闽宁协作的深刻变革，在于它摒弃了“给钱给物”的简单“输血”，而是通过资源杠杆效应，构建起一套“造血系统”。

资金是杠杆的重要支点。福建援宁资金70多亿元，撬动的社会投资远超这个数字。以闽宁产业园为例，福建以1亿元初始投资撬动7亿元固定资产，吸引47家企业入驻。秘诀不是“给钱”，而是“建生态”，平台一旦建成，企业、人才、资本就会自发集聚，持续创造价值。

科技是撬动杠杆的关键之手。蓝湾生态农业公司联合福建科研力量，攻克盐碱水调配难题，让南方海鱼在西北内陆“安家”，小规格苗种运输成活率从不足50%跃升至90%以上。林占熺教授的菌草技术同样如此，从福建到宁夏，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全部重新校准，从单一食用菌拓展到饲料、生态治理。这些故事证明：技术的杠杆，一旦找到支点，就能撬动更多可能。

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渔业设施温棚内的黄鳍鲷

人才是撬动杠杆的传动轴。福建援宁干部、教师、医生不是“顶岗”而是“带徒”，留下的是带不走的队伍。当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宁夏原州区飞毛腿技工学校）的青年学生海鹏在厦门实习完，选择回到家乡，成为当地技术骨干的时候，人才的杠杆就完成了从输入到内化的闭环。

消费牵引完成了资源价值的形态跃升。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拓展了市场空间和产业配套——西海固的蘑菇不愁卖，因为全国人均收入提高带来了消费升级；闽宁镇的葡萄酒能打出品牌，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催生了品质需求。盐池滩羊借助电商平台登陆巴黎时装周——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消费市场的拉力，让它们从“初级产品”跃升为“高附加值商品”。每一笔订单，都在为西部的价值创造注入动力。

福建的资金、技术、市场与宁夏的土地、资源、劳动力正在形成“1+1>2”的协同效应。通过改变资源的组合方式，发挥资源的杠杆效应，让有限投入撬动更大效能，在资源流动与价值重构中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能力塑造，学会“手艺”自己干——

外部资源的输入，面临一个共同的“阿喀琉斯之踵”：输血易，造血难。项目结束了，福建的干部回去了，还能运转吗？

从“外部干预”转向“内生激励”，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课题；能力塑造，正是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制度化实践。

闽宁协作不仅给资源，更要教方法；不仅派干部，更要带徒弟。

产业造血的能力，是怎么从福建“搬”到宁夏的？从“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宁夏产品”到“宁夏市场+福建产品”、“宁夏企业+福建资源”，再到“福建技术+宁夏应用”——协作模式不断升级，能力提升也悄然发生。

闽宁产业园核心区航拍

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内，秦永霞用自己的成长回答了这个问题。她说，福建企业对市场开拓的敏锐，让宁夏学会了辨别哪里的“血管”最通畅——产品该往哪儿卖、什么时候卖、卖给谁；以商招商、完善产业链的做法，帮助宁夏搭建起了从原料到成品的“造血系统”……当这些能力被宁夏人真正掌握，造血就开始了，而且不会停。

从体力到脑力的迁移，在西海固的年轻人身上看得最真切。八年前，福建飞毛腿集团在原州区建起技工学校，承诺“入学即入职”。那时没人信——念书不如种洋芋，力气才是硬道理。八年后，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光。他们不再靠天吃饭、靠力气挣钱，而是学会了操作设备、读懂图纸、管理流程。毕业时，他们手里有证、心里有底，成了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赋能”迁移。以团队带团队、以系统建系统，让先进理念不断渗透生长。30年间，福建先后选派254名干部、7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为宁夏培养本土专技人才近12万名。开展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以来，265名教师、88名医疗人才扎根宁夏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出了151项医疗新技术、填补了231项技术空白。正是这些“播种人”，让西海固的后代不再只有“走出去”一条路——家门口，也能长出希望。

放眼全国，这场能力迁移的规模更为可观。东部省份尽锐出战，选派骨干力量西行挂职，带去先进理念与务实作风；西部省份选派人才东行取经，开阔眼界、增长才干。2021年以来，协作双方互派专业技术人才超12万人次——人才的双向流动，正是“能力”在制度轨道上的大规模迁移。

预期引导，人人争当主人翁——

闽宁协作三十年最深刻的转化，发生在人的“预期”层面。当协作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制度才算真正“落地”。

这种转化的机制之一是“示范效应”。海燕，这个曾经“不敢出门”的农村妇女，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带货主播。她的故事在乡邻间口口相传，原隆村的妇女们说：“海燕能行，我也能行。”一个人的成功，就这样改变了一个群体的自我认知。

机制之二是“参与式发展”。闽宁协作的很多项目要求当地社区投入配套资金或劳动力，就是为了让当地人“有份”。当一个人为自己的发展投入了资源，他就会更加珍惜、倍加努力。泾源县“兴盛宿集”项目利用闽宁资金将闲置院落改造为民宿，探索“村民入股、保底租金、年底分红”模式，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股东。这种“参与感”，正是“主人翁意识”生长的土壤。

机制之三是“利益联结”的刚性约束。闽宁协作构建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在固原市原州区，融侨丰霖肉牛产业园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流转土地1.2万亩，带动3.8万户群众参与产业开发。当“他们的事”变成“我们的事”，“要我做”就变成了“我要做”。

随着制度的持续运行，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被有效激活，转化为产业升级、就业增长、收入提升等可见的发展成果，并反哺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环。这正是制度“落地”的完整链条，也是东西部协作留给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最宝贵的制度密码。

中国之答

三十载岁月峥嵘。回望来路，在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指引下， 闽宁协作从玉泉营“吊庄移民”的一缕炊烟发端，走过扶贫，走进协作，在缩小区域差距、破解“先富带后富” 的命题中，留下了一行行深刻隽永的时代印记，为“三步走”战略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和地方样本。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始终心系东西部协作，为其把舵定向。从闽宁协作起步，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集结，在时代的江河里奔涌，一程接一程，为新时代“三步走”战略实施标注时代价值，贡献经验智慧。

闽宁协作的三十年，是一套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制度创新为核心动力、市场运作为重要手段、社会参与为强大支撑、互利共赢为基本准则的协作机制。它所诠释的，不仅是协调发展——让东部与西部在互补中缩小差距、优化格局；更是协同发展——让中央、地方、基层在制度接力中同频共振、握指成拳；最终指向共同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亿万人民，让每一个奋斗者都能在壮阔征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荣光。

闽宁协作告诉人们：这不只是一项扶贫工程，更是一套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操作系统”。它解决了发展失衡的问题、市场失灵的问题、能力断层的问题。而看向更远处，它回答了一个大国如何“一起走”的命题——不是西部简单复制东部的老路，而是闯出一条差异化、互补型的新路，让东西部共同嵌入国内大循环；不是用效率牺牲公平，而是在更高阶水平实现二者的动态统一；不是只给钱给物，而是推动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共同发展。国家力量的进入，并非要替代市场，恰恰是让公平去启动市场，再让市场去释放效率。

东西部协作形成的，是一套制度化的区域协作体系，一种跨区域资源配置的市场模式，一套发展方法论的赋能逻辑，更是一种“和合共生”的文明理念。它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世界许多地方仍困于“中心—边缘”的依附格局时，闽宁协作作为东西部协作的缩影和样板，以一省一区的生动实践，向世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不以牺牲为代价的协同发展，是完全可以走通的。它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个看得见、学得会的中国样本：即使山川阻隔、起点悬殊，只要同舟共济、制度接力，就能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点亮一盏又一盏不灭的灯火。

走过万水千山，仍需跋山涉水。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坐标上，东西部协作的使命清晰而深远：向内，它以制度接力书写大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经验，指向共同富裕，服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外，它沿“一带一路”延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样本。它的方向，是山河共富的东方潮涌，更是人类同行的文明大道。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从武夷山的黛色群峰，到六盘山的苍茫黄土；从闽江水的潮起潮落，到黄河水的奔腾不息，一路征程，尽显制度温情、奋斗汗水与人性光芒。这条三十年的协作之路，走出了一条大国区域内生增长与外源带动交织共振的现代化新路。它的价值，将从贺兰山下、闽江水畔，一直延伸到人类发展史的精神谱系之中，成为那些仍在跋涉中的人们，最温暖的共鸣与最笃定的方向。

（调研组成员：王一民、郭芸芸、许雪亚、周嵘、陈敬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