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汕尾一家海鲜大排档再现“茶位费刺客”，引发公众对餐饮隐性收费的关注。消费者黄女士投诉称，她与家人一行13人就餐，5名儿童竟全部被按照成人标准收取茶位费，其中8个月大的婴儿不仅不能吃海鲜，连碗筷都没拆封，但仍被收取茶位费。目前，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商家也已向黄女士道歉并退回多收的费用（据9月16日《羊城晚报》）。在广东，“早茶”是当地饮食文化中的一张重要名片。茶位费的设立初衷本是对餐厅提供茶水、消毒餐具等服务成本的合理补偿，一度成为早茶文化的“特色标识”。可如今，这一收费模式在一些商家那里却逐渐走了样：普通餐馆、大排档里，无论顾客是否喝茶，是否实际享受服务，茶位费照收不误，甚至无能力享受服务的婴儿也被纳入收费范围；有的收费标准藏在菜单角落，或不提前告知，结账时才“亮出”费用。这种强制捆绑的收费模式，让人不禁想问：茶位费何时成了商家“见人就收”的“霸王条款”？茶位费争议的核心表面上是茶位费该不该收、该怎么收，实质上则是对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尊重，这既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石，也是餐饮行业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底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涉事大排档未提前告知收费标准、未标注儿童减免规则，尤其是向未实际消费服务的婴儿强制收取茶位费的行为，本质上是商家滥用“行业惯例”牟取不当利益，已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自主选择权。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茶位费乱象，有关部门并非没有行动。近年来，佛山、中山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委会多次发告诫函与消费提示，要求商家明码标价、提前告知、自愿选择，不得强制收取茶位费。可部分商家依旧我行我素，或用小字隐藏标准，或以“行业惯例”拒绝减免，甚至对质疑者态度强硬。乱象难根治，一是商家心存侥幸，觉得小额收费没人计较。二是消费者常因“维权难、怕麻烦”选择沉默，给了商家违规收费空间。面对“茶位费刺客”，消费者要敢于“挑刺”。黄女士面对不合理收费时的大胆质疑，不仅追回了不合理收费，更推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值得点赞。其实，消费者在遭遇类似情况时，只需多做几步，例如主动询问收费项目、留存消费凭证，一旦发现违规收费，及时拨打12315投诉或向消协、监管部门反映。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对行业规范的重新校准。只有消费者敢维权、善取证，才能让商家意识到“违规有代价”，也能为监管部门后续调查提供关键依据。监管部门更需拿出“多管齐下”的治理措施，让“告诫”真正长出“牙齿”。一方面，要加大对餐饮行业的日常巡查与突击检查力度，对未明码标价、强制收费的商家，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定罚款，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畅通维权渠道，比如开设小额消费纠纷快速处理通道，线上简化投诉流程，让消费者“维权不跑腿”，把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快速转化为执法线索，提升维权成功率，让消费者感受到“维权有门、维权有用”。茶位费虽少，却关乎消费者的权益尊严与市场的诚信底色。当婴儿都要为“不存在的服务”买单，这一乱象的确该管管了。根治乱象，既需要消费者摒弃“沉默”，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也需要监管部门主动作为，以严格执法形成有效震慑。多方合力让茶位费回归“补偿服务成本”的初心，才能让餐饮消费环境更健康、更公平。

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但不少网友反映“有假难休”，一些单位对男职工休育儿假的接受度更低，有的企业甚至将休假按旷工处理。2021年8月，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此后，全国大部分省份陆续据此出台地方性法规，在子女满3周岁之前，给予夫妻双方每年5～15天不等的育儿假，重庆、安徽等地更是将子女年龄放宽至6周岁。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友反映“有假难休”，有的用人单位或是驳回请求，或是设置重重门槛。其中，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一些单位对男职工休育儿假的接受度更低，有的企业甚至将休假按旷工处理，并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听上去诱人休起来难记者梳理发现，在一些案件中，劳动者申请的是育儿假，公司却按照事假、年休假处理，并扣除其相应工资和补贴。在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今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刘先生的孩子于2021年6月出生，其2023年曾向公司请育儿假，并提交子女出生证明等材料。公司拒绝了他的申请，后将其4天休假划为年休假，且扣除对应天数的年休假补贴。刘先生经仲裁后诉至昆山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3年未休的4天年休假、剩余的6天育儿假等假期的工资。江苏省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规定，推动实行父母育儿假制度，子女3周岁之前，夫妻双方每年分别享受10天的育儿假。法院审理认为，公司的做法损害了刘先生的合法权益，故对刘先生2023年所休4天假期应为育儿假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只有法定年休假未休完，用人单位需要折算工资待遇。所以，刘先生对剩余6天育儿假等假期工资的主张未获支持。另一起案件中，男职工则因休育儿假被单位解雇。2021年4月，张先生的妻子生育一女。2023年5月，张先生请休育儿假，用人单位批准其休假5天。当月，张先生以家中突发变故致幼女生病无人照看为由，再次申请5天育儿假。企业以订单任务紧为由不准假，双方多次协商均无果。张先生自5月22日起未到岗，陪护女儿前往医院治疗。该企业认为，张先生属旷工，公司规章制度规定旷工3天即可解除劳动合同。5月24日，企业以张先生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解雇。张先生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认为，张先生的请假事由具有正当性，虽在请假流程上有所欠缺，但应当区别于无故旷工行为，该公司未举证证明存在因订单任务紧而不准假的情形，故应向张先生支付赔偿金。男性育儿是权利也是责任为何育儿假如此难请？在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设立育儿假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不少地区的规定强制性不够、法律责任不明。“育儿假被定位为带薪假期，但假期成本尚未得到合理分担。”李凌云分析称，按照大多数地区的规定，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来发放，且按照劳动者正常出勤对待。此外还要考虑到，部分省份要求，如果劳动者有不止一个0~3岁的子女，育儿假可以叠加，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成本更高。而在婚假、生育假等假期纷纷加码的背景下，用人单位的积极性自然不足。在法律规范层面，李凌云告诉记者，不少省份在地方法规中将育儿假设定为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而有的地方赋予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权，还有的地区仅将育儿假作为一个“倡导性”“鼓励性”政策。在强制推行育儿假的省份中，很多也并未列明用人单位不给假须承担的不利后果和法律风险，仅要求当地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责令改正。“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只依赖企业自觉执行，育儿假恐沦为‘纸面福利’。”李凌云说。对于男职工请育儿假面临的现实困境，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复卫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国家之所以推出育儿假，除了希望提升生育意愿、减轻抚育压力之外，另一个初衷便是保障男性育儿权利，鼓励男性承担育儿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父亲更多地参与孩子成长，也有助于减少雇主性别偏见，为女性营造更加公平的职场环境。但现实中，受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一些企业认为，母亲是0～3岁婴幼儿的主要照护者，故对男职工休育儿假表现出不理解或抵触。“若育儿假在执行中被异化为女性专属，恐怕会加剧职场的性别歧视，不利于就业平等，也会使父职缺位，这显然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必须予以纠正。”杨复卫告诉记者。探索建立休假成本共担模式“要想推动生育假期顺畅落地，首先要减轻企业在这方面的用工成本。”李凌云认为，除了法定的产假之外，地方条例中所规定的女性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父母育儿假等生育假期的工资及其他用工成本，也应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杨复卫建议，改变仅由单位缴费的生育保险筹资模式，探索建立以用人单位缴费为主、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多方共担模式，拓宽生育保险费来源，增强基金可持续性。“分摊成本是有效实施育儿假的前提，以此为基础，各地可以考虑将鼓励性政策变为强制性政策，并设立一定的罚则。”李凌云说，对于育儿假，父母的陪伴无法用金钱衡量，纠正措施不应仅是金钱处罚，而应当通过劳动监察等方式保障假期足额执行。当然，对于劳动者来说，休育儿假也不能任性而为。李凌云提醒劳动者，休育儿假要遵循企业的请假流程，提前与单位沟通休假计划，不能不顾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强行休假。她也表示，如果孩子患病或者发生意外事件，需要家长紧急处理或陪伴治疗，用人单位应尽量准假。“企业当诚信行使用工管理权，不得通过提高审批门槛、将休假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等方式，变相胁迫员工放弃休假，也不得在员工休假返岗后对其调岗、降薪或辞退。”杨复卫说。在休假安排上，杨复卫表示，目前，育儿假的适用范围仅包含传统劳动者，尚未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未来可考虑分层次、分阶段地扩大适用主体范围，充分保护劳动者权益。在杨复卫看来，扭转传统育儿观念难以一蹴而就。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育儿假、陪产假等政策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凝聚父母双方共同育儿的社会共识。

保洁、保安、厨师也被竞业限制？据报道，近年来，一些企业任意扩大竞业限制人员范围，甚至“全员覆盖”，有的企业限制劳动者离职后的就业范围，还有的企业约定低补偿金、高违约金等“霸王条款”，严重影响劳动者就业择业权和职业发展。近日，人社部印发《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给企业实施竞业限制“立规矩”。随着指引的出台，“签完竞业协议面临全行业封杀”的现象有望得到遏制。新规回应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乱象，为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划出了更清晰的边界，也为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公平竞争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段时期以来，竞业限制在实践中出现了扭曲和异化倾向。不少企业滥用竞业限制，不论岗位、不论级别，都列入竞业限制范围，甚至出现“全员竞业”的极端案例。还有一些企业以保护商业秘密为名，用“天价违约金”限制劳动者再就业的区域和行业。这些做法不仅侵犯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还阻碍了人才的正常流动，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此次发布的指引正本清源，明确竞业限制的适用人群应严格限定于高管、高技及其他确需保密的人员，不能任意扩大。尤其强调，普通员工掌握的行业通用知识、一般经营信息，并不构成商业秘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从源头上遏制了企业“滥用保密条款”的行为，让竞业限制回归其立法本意——真正保护企业核心秘密，而非成为限制人才流动的工具。除了规范适用对象，指引还聚焦于经济补偿和违约金的合理约定。新规提出了补偿金的“参考标准”，明确月补偿一般不低于离职前平均工资的30%，限制期限超一年的建议不低于50%，并且严禁企业以工资中包含补偿为由拒绝支付。在违约金方面，也要求其金额应与实际可能造成的损失相称，通常不超过补偿总额的五倍。这些细化标准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公平性，防止企业利用优势地位逼迫劳动者接受不合理的条款。对企业来说，新规不是束缚，而是引导。合规实施竞业限制，既能够保护企业的核心利益，又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劳动者而言，明确的规则意味着更强的就业安全感和更公平的职场环境。他们不必再为不合理的限制条款担忧，可以更放心地流动和择业。健康的市场环境离不开人才的有序流动。设立竞业限制的本意，是在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与保障劳动者就业权利之间寻求平衡。此次新规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新规既为企业提供了操作指南，也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依据，最终将促进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规矩”已立，关键在于落实。期待企业能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看待人才流动，劳动者也能在公平的人力市场中安心择业、发挥所能。如此，竞业限制才能真正成为商业秘密的“防火墙”，而非人才流动的“绊脚石”。